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遣張騫幾次出使西域，打開了一條中西方絲綢貿易的通道，即從昆侖山脈的北麓或天山南麓往西穿越蔥嶺（帕米爾高原），經中亞細亞，最後到達波斯、羅馬帝國，這就是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在此後許多世紀中，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中西文化交流大多經由此線。不過，由於帕米爾高原和茫茫大漠的阻隔，中華文明要通過這條“絲綢之路”達至西方極為艱難。而唐末以後，周邊戰事不斷，穿越這條通往歐洲的“絲綢之路”就更加艱難。因而兩宋期間，中國與西方及東南亞的交往實際上基本已改為東南海路，形成了一條水上的“絲綢之路”。北宋都城開封是當時全國水運中心。城內有四條東西向的河流——五丈河、金水河、汴河和蔡河，尤其是汴河，東西貫穿全城，是在隋朝大運河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拓而成的，是北宋全國水上運輸的大動脈；而南宋都城杭州位於沿海，周圍港口眾多。所以，宋文化就主要通過這條水上“絲綢之路”傳往世界各地。為了較為完整說明問題，我們在一些地方要突破朝代斷限，應當是允許的。
一、阿拉伯：宋文化向西方傳播的中介
宋代驚人的科技成就和發達的文化很多是經阿拉伯商人之手而後又西進歐洲的。阿拉伯古稱為大食國，是7世紀崛起於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教國家，它橫跨歐、亞、非三洲。8世紀的阿拉伯帝國已包括如今的敘利亞、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阿富汗、阿曼、沙特阿拉伯、坦桑尼亞、索馬裏等。中國與阿拉伯國家有著悠久的傳統友誼和貿易來往，唐朝以後，雙方的海上貿易逐漸增多。到了兩宋，經貿文化交流愈加繁榮興旺，僅自宋太祖開寶元年（968年）至宋高宗紹興元年（1131年），大食向宋派出的友好使節達30多次。同時，許多大食商賈也常向宋廷貢獻方物。據《宋史》載，當時由海路與宋朝通商的阿拉伯國家“西亞有白達（伊拉克巴格達）、弼斯羅（伊拉克東南沿海的巴士拉）、甕蠻（阿拉伯半島東部的阿曼）、勿拔（阿曼的木爾巴特）、層檀（沙特阿拉伯西部）；在非洲的有勿斯裏（埃及）、層撥（坦桑尼亞的桑給巴爾）、弼琶羅（索馬裏沿岸）等”。[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