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在宋代的沉浮
佛教雖是外來宗教，但經過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的發展演變，到了宋朝已基本上中國化，儒、釋、道互為滲透、互為影響，三者由過去的尖銳對立，互為排斥，變為和平發展，互相吸收。正是基於這種態勢，北宋建立之初，對佛教就采取了扶植利用的政策。縱觀兩宋三百多年的曆史，宋代統治者對佛教的態度可以說經曆了這樣一個過程：扶植、限製——崇佛——排佛——揚佛。
北宋立國之初，宋太祖對佛教采取扶植利用的政策，他除經常參拜大相國寺、紫岩寺等名刹古寺外，還派遣大批僧侶出國西進求佛。乾德二年（964年），下詔命沙門王業等“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1]。另外，中國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大藏經《開寶藏》即是從開寶四年（971年）起刻印的。此外，宋太祖不惜耗費巨資大興寺院廟宇。開寶年間，重修同州龍興舍利塔，耗費百萬[2]，乾德二年（964年），重修杭州昭慶律寺，規模宏大，耗資財無數。[3]但宋太祖畢竟是從五代軍閥割據的社會中走過來的，他還懂得一點“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的道理，盡管他崇尚佛教，但同時對佛教也作出一些限製，或限製度僧數額，或對不法僧侶嚴加製裁，或“禁民鑄鐵為佛像、浮屠及人物之無用者”[4]。宋太祖之所以揚佛又抑佛，主要是考慮到佛教可以起到精神麻醉的作用，統治者可以利用佛教在思想上對廣大人民進行統治。
宋太宗趙光義也是一位“崇尚釋教”的帝王，他清楚“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所以他參拜寺院，創建譯經院，派大員任譯經使，網絡域外僧人和宋僧翻譯佛教經典。太宗優禮僧人，大營佛事，其前提條件是“公帑有羨財，國廩有餘積”[5]。一旦寺院增多，僧人過速增長，給國家財政造成困難，他同樣效法宋太祖的做法，對佛教加以限製，或限製寺院數額僧人數量，或嚴格出家規程，或追究有關官員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