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學教育在宋代教育中占有顯著的地位。宋代的官學教育有中央官學和地方州縣學之分。北宋初年，承唐末五代幹戈擾攘之餘，無論官學、私學，其製度並不十分完備。到了仁宗以後，曆經改革科舉和教育體製，各級學校才逐步發展起來，製度也開始漸趨完善。
一、中央官學
宋代初年的中央官學主要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武學、醫學六所，宋徽宗時期，又一度增設算學、書學、畫學、廣文館、宮學和宗學等諸學。
（一）國子學
宋初設國子監招收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弟為學生。太宗端拱二年（989年）改國子監為國子學。淳化五年（994年），仍舊為國子監。國子監在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建太學以前，為最高學府。太學設立成為最高學府後，國子監演變成中央教育管理機構。如果說唐代國子學大體上還是高級門閥官僚的子弟學校，那麽到了宋代國子學便已衍化成了高中級官吏子弟的學校，已喪失其貴胄子弟專門學校的性質。而實際上，伴隨著門閥世風的衰落，北宋初年，在國子學肄業、附讀的學生，又大大突破了入學資格的局限，有不少低級官吏的子弟，甚至寒素子弟也進入國子學聽讀。開寶八年（975年），鑒於國子學中既有“係籍而不至”的掛名生員，又有雖不“係籍”而旁讀的實際生員，對於這種混雜的學生隊伍，朝廷便特許：“其未入於籍而聽習者，或有冠裳之族不居鄉裏，令補監生之闕”。太平興國九年（984年）又明確規定可收錄收補包括低級官吏在內的一切官員子弟“發解”，“不必附監聽讀”便可入學。景德年間（1004—1007年）進一步規定：文、武朝官的嫡親子弟可附國子監“取解”，而“遠鄉六寓京師”的一般舉人，隻要“文藝可稱”，並有同鄉或本地朝廷命官作保，經國子監長官驗實，也準許“附學充貢”。至此，盡管宋代的國子學幾度變化，但其入學者出身品級仍是比一般官學為高。但這些貴胄出身的子弟隻求出身，無意問學，國子學管理鬆弛，加之生員偽濫，其辦學效果可想而知。馬端臨說：“科場罷日，則生統一散歸，講官倚席，雖限以聽學之歲月，而不能強其久留，反以淹滯為困。”[1]國子學、國子監衰敗，從一個方麵反映出世族勢力的衰落，品官地主勢力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