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的教育思想，內容十分豐富。不僅表現為理學教育思想內部有各種不同的派別，而且還表現為與理學教育思想異趣的“新學”教育思想和事功學派的教育內容，湧現出了一大批有重要影響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實踐家，他們分別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對教育理論、教育問題和教育方法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發表了不同的看法，顯示出了獨具特色的教育主張，極大地豐富和充實了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寶庫。
一、重教思想
自孔子以來，儒家的曆代學者都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以為有善人才能有善政，興教育培養人才是治國平天下的大事。因此，在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都繼承了這一傳統，對教育的作用、目的和方法均作出了頗為精彩的論述，稱教育可以興國立邦，可以教人從善。
宋代較早的教育思想家胡瑗（993—1059年）一生不進科場，淡泊功名，但對教育卻竭心盡力。北宋初年，針對當時學校凋敝，隻付科舉的狀況，胡瑗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50]在他看來，教育是治國的根本，要治理好國家必須要造就人才，而人才又必須要通過學校來培養。因此，隻有大力興辦學校，真正以學校來作為培養人才的基地，才能達到“明教化、成風俗”的目標。所以，必須改變目前“科舉日益重，學校日益輕”的狀況，鞏固教化之本。為此，他自己貢其一生之精力，“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於蘇湖，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人”[51]。
在培養人的方針上，胡瑗強調“以體用為本”。就是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52]。他認為不但要“通經”，而且要“致用”，隻有“明夫聖人體用”[53]，才能夠“以為政教之本”[54]。“明體”的目的在於“達用”，學而不能用，就無任何意義可言。胡瑗在湖州教授時，立經義、治事二齋。“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身，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數是也。”[55]這是他“明體用之學”的必然邏輯，也是針對當時宋王朝政治、經濟、軍事等現實要求而產生和形成的教育思想。他認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因而確立了這條可貴的主張，並見之於教育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