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引發了理性批判精神的高度發展：民本思想進一步深入，中央集權觀念深入人心，無神論和唯物論的思想也有很多建樹，成為我國古代統治思想的定型期。
諸子著作中論述民本思想最多的是《論語》、《孟子》、《荀子》、《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等書，但觀察問題的角度和對民本思想的認識則不盡相同。《論語》提倡“博施於民而濟眾”，“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但認為“天”和“君”比民重要，“養民”的目的是為了“使民”；墨家的重民思想建立在平均主義的基礎上，主張“愛人若愛其身”，但又提倡“尚鬼”，力圖把重民思想和天的意誌聯係起來；《管子》提倡“愛民”、“慈愛百姓”，但又認為國家安定的決定因素是尊君而不是恤民，主張“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帶有法家以法治國的特點；《晏子春秋》認為“卑而不失最，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對民的評價最高，可惜其政治措施敘述得不甚詳細，故無從評說。
把民本思想推上高峰的是儒家的孟子學派。孟子主張行“仁政”，主張製民“恒產”，輕徭薄賦，救濟窮人，保護工商，並響亮地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2]的口號，指出民是得失天下的關鍵，是“諸侯”之“寶”，這是當時民本思想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民本”不是民主，但它與民主有一定的聯係，或者說是民主的第一步或前奏。孟子說的“民為貴”，“民”是諸侯之“寶”，是從兩方麵來說明其作用之重要的：一是民的向背關係著國家的興亡，“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13]；二是民為統治者財用之源。所以孟子非常主張統治階級在欲望憂樂諸方麵“與百姓共之”，主張給人民以生活保障，使他們“衣食足而知禮義”，並在這個基礎上實現統一。在給人民以生活保障、主張統治階級在欲望憂樂諸方麵“與百姓共之”這個角度上講，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是帶有一定的樸素的民主意識的，不過這在當時隻能是一種美好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