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代，巫史人員在政治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巫史集團中，以巫為首的祝宗卜史組成一個龐大的機構。史在卜辭中已經出現，其地位僅次於巫職人員，或主祭祀、或為君王之大使。卜辭中有“卿史”、“禦史”、“東史”、“西史”、“北史”，還有“帝史”，這些是作為史官身份出現的。也許在當時已出現專門書寫的史官。《書·多士》篇雲：“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但是這些史職人員附屬在巫職機構之下，為王室神權服務。
周代的史職人員有太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官。在西周春秋時代，史籍文獻便逐漸豐富起來了，傳說老聃便任周守藏室史官，《史記·老子列傳》謂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也”，守藏室史官又謂“柱下史”。《史記·張丞相列傳》索隱說：“周、秦皆有柱下史，謂禦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周柱下史。今［張］蒼在秦代，亦居斯職。”周代史官有作冊、大史、小史、內史、外史、禦史、女史、左史、右史等。而史官職務，則是專門掌管藏書、讀古誌古典古法及約劑等書籍檔案文獻、策命書記等等工作。
周人在總結殷人的經驗教訓中，一種曆史意識油然而生。殷人認為自己是上帝的兒子，受上帝之命而為下界之王；周人認為帝改其命，改厥子而授周文王之命。但商周在上帝授天命的認識上是有區別的：殷人認為受帝命後則一成不變，不管善惡，不管德行如何，殷王紂說“我生不有命在天”[1]則反映了這種思想；而周人眼中的皇天上帝則是公平的、不偏不倚的至上神形象，選明德以授天命。《詩·大雅·文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侯命於周，天命靡常”。從這裏可知周人從殷人喪天命、自己得天命中得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輔”這樣的曆史經驗來。這也是周人的史學思想，在《詩》、《書》中用這種史學思想來教育後嗣王，曆史經驗的警鍾長鳴：“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2]周代初年這種曆史意識、曆史經驗也常為後代有為皇帝去繼承、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