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洋務派與頑固派的分化，洋務思想與頑固思想的對立，成為這個時期中西文化論爭的特定的政治背景和思想基礎，並由此而引發了洋務運動期間的中西文化論爭。其主要論爭有：60年代後期的京師同文館開設天文算學館之爭、80年代初期的修築鐵路之爭及同期的派遣留學生之爭。
一、京師同文館之爭
京師同文館是我國近代教育史上最先出現的一所洋務學堂，成立於1862年。當時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挑選一些八旗子弟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培養外語人才，為著解決“與外國交涉事件”中“語言不通，文字難辨”的問題。懂得了要培養外語人才，這也算是一樁開風氣的事體。不過由於清朝當局創辦同文館，僅僅是出於外交實用的考慮，在它開辦之初，學生所學的西學知識非常有限。
受到守舊派反對的北京同文館（舊址）
二、修築鐵路之爭
頑固派方麵首先出麵反對的是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家驤。同年12月22日，他在奏折中提出修鐵路有“三弊”：一是招來更多的外國人，埋下肇禍的隱患；二是毀壞大量田畝、房屋、墳墓、橋梁，傷人敗物，滋擾民間；三是虛糜錢財，賠累無窮，加劇國家財政危機。[10]附和張家驤觀點的，還有順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讀周德潤、通政司參議劉錫鴻等守舊官員。其中影響最惡劣的是劉錫鴻。劉錫鴻一度擔任中國駐英副使，對西方文明有過親身體驗，但這並沒有改變他那牢不可破的守舊觀念。繼張家驤上奏之後，劉錫鴻於1881年2月14日向清廷呈遞一折，以知情者的身份大談中國不宜修鐵路的理由25條，即“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11]，諸如財政拮據，經費難籌；技術複雜，難於管理；取代驛站河運，奪民生計；車速太快，易生事故；洋貨擴散，損害民業；洋人通行內地，混淆華夷界限；開山毀墳，破壞風水民俗，等等。而且聲稱鐵路之害他在西洋已經耳聞目睹，件件確鑿無疑。劉錫鴻是當時頑固派官僚中唯一涉足西洋的人物，這一點連不少洋務派也自認不如，這使他的言論具有頗大的鼓動性和迷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