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並沒有立即轉變為近代社會，而在一個較長的階段裏仍然保持著傳統封建社會的形態。由於清王朝的極力提倡，封建舊道德一度出現強化的趨向。當然這並不表明封建舊道德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隻不過是其衰敗中的回光返照而已。封建製度的衰朽，統治者的奢華，官場的腐敗，理學的僵化、虛偽，社會風氣的江河日下，早已顯露出封建傳統道德的危機與末途。為了挽救封建道德的危機，清朝統治者不斷發出“勵道德、正人心、興教化”的呼籲，企圖以此規範人們的思想言行，維持封建統治秩序。一些正統官僚士大夫大力提倡程朱理學，強調強化封建道德教化的作用。曾國藩的《討粵匪檄》、唐鑒的《省身日課》、羅澤南的《姚江學辨》、倭仁的《為學大指》、李棠階的《誌節編》《四書約解》等書，都是宣揚“忠、孝、節、義”“修、齊、治、平”的作品，一度產生過不小的影響。然而，鴉片戰爭後，西方思潮及學術的湧入使中國傳統道德麵臨著新的挑戰，而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出現，又為中國封建舊道德的更新準備了內在的根據。這樣，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變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之勢。概而言之，封建舊道德在鴉片戰爭後受到來自三方麵的衝擊：一是來自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批評，二是來自民間反抗勢力的衝擊，三是來自新興資產階級的批判。
一、地主階級改革派的道德反思
鴉片戰爭前後，在統治階級內部發出“勵道德、正人心”的呼籲聲中，存在著一種與正統道德觀念不同的呼聲，這就是龔自珍、魏源等地主階級改革派所提出的振興傳統道德的主張。他們認為，中國社會危機的發生不是來源於綱常名教被削弱，而是由於正統道德過分地束縛人心，反而使人們失掉了恥辱心；而挽救道德的辦法不能單純依靠強化正統道德來實現，必須要提倡一種更符合人的本性、與正統道德有異的道德規範。為此，他們一方麵尖銳批評當時社會上的種種道德墮落的現象，另一方麵大膽提出自己的道德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