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世思潮影響下傳統史學的發展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出現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社會變局的出現，勢必對學術思想界產生深刻影響，促使一些有識之士把目光轉向現實，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提倡經世之學以挽救社會危機。在這種情況下，經世史學思潮應運而生。龔自珍、魏源、周濟、李兆洛、俞正燮、沈垚、張穆、何秋濤、梁廷枏等人在治史方麵的成就，就帶有經世史學的特點。其具體表現在如下幾方麵：
（一）憂患意識與邊疆史地研究
邊疆史地學從18世紀以後開始發展起來，至19世紀中期進入興盛時期。19世紀以後，由於西方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在中亞、西亞一帶的擴張活動日益加劇，西北邊疆漸趨動**，一些著名學者大多關注這方麵的研究，主要有龔自珍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寫成的《西域置行省議》、徐鬆（1781—1848）所撰《西域水道記》《新疆識略》、沈垚（1798—1840）所著《新疆私議》、張穆（1805—1849）所撰的《蒙古遊牧記》、何秋濤（1824—1862）所撰的《朔方備乘》；19世紀70年代以後，對東北邊疆地區研究的有黃彭年的《東三省邊防考略》，曹廷傑（1850—1929）的《東北邊防輯要》《西伯利亞東編紀要》《東三省輿地圖說》；關於中緬、中越邊界方麵有姚文棟撰《滇緬勘界記》、鄧承修撰《中越定略圖》、薛福成撰《中緬交界圖》等；在西北、東北與俄國劃界問題方麵有洪鈞的《中俄交界全圖》、許景澄的《西北中俄界圖》、鄒代鈞的《中俄界記》等，都是邊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其中以張穆和何秋濤兩人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
張穆所著《蒙古遊牧記》是19世紀以來邊疆史地研究的優秀著作，直到現在仍有一定的史料價值。這部曆時20年，由張穆嘔心瀝血撰寫、又由何秋濤精心整理而成的史地名著，所述地域涉及外蒙、內蒙、新疆、寧夏、青海、黑龍江、吉林、遼寧等地的地理狀況。他鑒於晚清邊防的潰敗，從總結清前期對蒙古政策的成功經驗中，指出鞏固多民族統一國家與邊防建設的重要性。《蒙古遊牧記》不僅顯示出作者重視邊疆國防和經濟的進步思想，在編纂上也有獨到之處。首先，它是一部史誌體著作，然而其記事內容和範圍卻超越於一般史誌，在體例上對舊史誌體也有所發展。全書正文用筆簡練，主要記載內外蒙古各部地理和建置沿革，同時在注中引證大量資料，介紹其地古今史跡、文物、山川水道、地形險夷、各部曆史等。這種正文與注相輔，既突出某一主題，又兼顧其與他方麵事物聯係的編寫方法，可以說是開了史誌體的新生麵。既陳古義，複論今事，給人以完整係統的蒙古史概念，這是《蒙古遊牧記》的第二個特點。此外，該書在資料運用上以及十分注重吸取當代實地調查的成果方麵都極有特色。總之，《蒙古遊牧記》在地理學和史學方麵都有很大成就，是張穆一生學術的結晶，在近代邊疆史學上占有重要地位，張穆也成為近代史地學的重要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