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標揭“史界革命”的旗幟
“史界革命”的口號是梁啟超在1902年發表的《新史學》一文中提出來的，與此同時，鄧實也明確提出了“史界革命”的主張。這一口號概括了新興資產階級要求改造封建舊史學，建立近代新史學的要求。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中華民族危機加深以及維新變法運動的深入發展，是產生“史界革命”最重要的客觀前提，而讓曆史學為維新變法、救亡圖存，為否定封建君主專製、建立資產階級政治製度服務，正是“史界革命”的目的。維新派側重研究的“維新史”“變政史”，革命派側重研究的“革命史”“獨立史”，都體現了這一點。中國傳統哲學的“變易”思想和西方的進化論，則為近代新史學提供了新的理論武器。
1898年4月，由嚴複翻譯的赫胥黎的《天演論》正式出版。他開宗明義地提出他翻譯這本書的宗旨是為了“自強保種”。他說：赫胥黎一書“其中所論，與吾古人有甚合者，且於自強保種之事，反複三致意焉。”[11]嚴複所介紹和宣傳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在當時的思想界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敲響了祖國危亡的警鍾，引起了維新派的共鳴。《天演論》譯成後其中宣傳的許多觀點，在該書刊刻前就在維新派中流傳。1896年，嚴複曾將一部分《天演論》底稿交給梁啟超、康有為閱讀。梁啟超在《與嚴幼陵先生書》中曾提到“讀賜書二十一紙，循環往複誦數過，不忍釋手”。[12]《天演論》在中國影響長達數十年之久，可以說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傳入之前，一直在中國學界占據著重要地位。蔡元培就說：“自此書出後，‘物競’‘爭存’‘優勝劣敗’，成為人人的口頭禪。”[13]總之，《天演論》中的進化論思想對史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它推動了史學從近代的經世史學向以社會進化史觀為指導的新史學的轉變，為資產階級新史學的產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