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新史學理論與新史學方法的介紹與提倡，對中國史學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特別是對史料挖掘與整理的重視，直接促進了新史料的發現與考古學的產生。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寫本等新史料的發現，內閣大庫檔案資料的整理，又直接推動了新研究領域的開拓。
一、甲骨文的發現
19世紀末20世紀初甲骨文的發現，是近代史學中最重要的史料發現。甲骨文是商代用來占卜吉凶和記事的文字，是研究殷商和西周時代的重要史料。甲骨文發現於河南安陽西北小屯村殷墟，主要是盤庚遷殷至商亡的270多年的甲骨文。刻有甲骨文的甲骨片作為藥材——龍骨被使用已無準確年代可考，據記載，早在19世紀80年代前，當地農民即已把甲骨當作藥材出售，[75]1898年甲骨開始被古董商人所注意，不久為金石學家、國子監祭酒王懿榮（1845—1900）發現。王氏不惜重金，購買了千餘片甲骨。在義和團運動時期，王懿榮投井自殺，甲骨流落到劉鶚（1857—1909）手中。劉氏先後收藏甲骨5000多片。同時，天津研究古文字的王襄、孟定生也開始收購甲骨。後來王襄還將1125片甲骨著錄在《簠室殷契微文》一書中。在甲骨文的著錄與考釋中最早作出成就的有劉鶚、孫詒讓；稍後成績顯著的有羅振玉、王國維。1903年，劉鶚拓出1058片編成《鐵雲藏龜》一書，但他僅僅辨認了少數甲骨文字。孫詒讓從1904年開始對甲骨文進行考釋，據《鐵雲藏龜》著《契文舉例》2卷。他認為甲骨文大致與金文近似，象形文字頗多，又從認字立說，進一步探討商代製度。孫詒讓的這一研究對以後的甲骨文研究具有先導作用。
甲骨文
漢晉簡牘的發現，是20世紀初另一大史料發現。簡牘是指在發明紙和廣泛利用紙以前寫有文字的竹簡和木牘。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從1894—1935年先後七次去新疆等地。1899年他在羅布泊以北發現了古樓蘭遺址，得到了大量文物和漢晉時的簡牘121枚。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國派遣到中國新疆探險“訪古”，在天山南路尼亞河下遊一帶發現了魏晉木簡。後來，斯坦因又在1900—1908年先後三次進入新疆、甘肅等地。據王國維記載：“光緒戊申（1908）英人斯坦因博士訪古於我新疆、甘肅，得漢晉木簡千餘以歸。”[76]斯坦因在《古代和闐考》一書中著錄了這些木簡，後來又寫有《西域圖考》《和闐沙埋廢跡記》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