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時期的中國封建製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的門閥士族勢力雖然已經逐漸衰落，但其社會影響依然巨大。庶族地主階級的勢力在不斷上升，但還未能從根本上壓倒舊士族勢力。隨著科舉製度的確立與完善，門閥士族把持政權的局麵宣告結束，大批出身寒微的地主階級成員進入政壇，與舊勢力形成了尖銳的對立。這種對立含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上的衝突。尤其是中唐以後，庶族地主階級的力量已上升到足以與豪族地主相抗衡的程度，黨爭起伏不已，思想文化鬥爭也伴隨著政治鬥爭的尖銳化而不斷加劇。
一、南北文化之爭
由於南北朝長期的分裂戰亂，使得南北的學術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迥然不同的風格。《隋書·儒林傳序》說：“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西晉末年以後，由於北方淪為民族紛爭的戰場，大批士族人物南遷，使江南的文化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南方較多地保留了漢族傳統的禮儀文化，形成了自成體係的哲學、經學和佛學，還擁有溫文爾雅的社會習俗，在文學藝術領域遠遠超過北方，以漢文化的正統繼承人自居；北方受少數民族胡風、胡俗的浸染，文化上的“胡化”痕跡非常突出，重事功，主進取，文風質樸。直到南北朝後期，有不少北方人還承認“江東……專事衣冠禮樂”，以致“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59]這種文化上的南北差異，形成了尖銳的文化衝突。
陶文官俑（隋）1956年湖北武漢周家大灣隋墓出土
尚武、豪放的北人並不滿足於政治、軍事上的優勢地位，在思想文化上，也要成為主宰。北朝後期，受南朝靡麗文風的影響，北方文士曾聞風效尤，北周蘇綽撰《大誥》作為文章程式，予以抵製。隋朝建立以後，李諤又上書痛斥江南文化之弊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