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我國內地後，經過四五個世紀的流傳，到隋唐時期，進入了全盛期，形成若幹中國式的佛教宗派，出現了一大批高僧大德，求法、譯經和傳教活動空前活躍。以致多年以來，許多學者在論述中國學術的發展階段時，都習慣上把隋唐佛學與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相標舉。
一、狂熱的崇佛與滅佛
在中國，宗教的發展總是與政治氣候的變化密切相關的。宗教隻有依附於統治階級、並在統治階級的大力扶植與支持下，才能得到發展和傳播。晉僧道安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1]佛教在隋唐五代時期的興盛與衰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隨著隋王朝的建立和統一局麵的再現，佛教也結束了南北異趣的狀態而走向統一，並在隋王朝的大力扶植下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隋文帝父子，為了維護他們壽命並不長久的封建統治，采取了各種辦法，其中包括扶植、利用佛教的辦法。據說隋文帝楊堅誕生在尼姑庵中，13歲以前一直由尼姑智仙撫養，自幼在宗教氛圍的熏陶下成長，自然對佛教有一種特殊的敬奉之情，所以在他統治期間，形成佞佛浪潮。其實，這隻是隋代佛教興盛的一個原因，更深層的因素在於鞏固隋王朝的封建統治。隋文帝楊堅是通過發動宮廷政變而奪取北周政權的，他在改朝換代建立新朝之時，為了給自己披上君權神授的神聖外衣，利用宗教大造輿論。如為了說明楊堅是非同一般的“神人”、“異人”，佛教徒不遺餘力地製造了種種神異傳說，說他降生時“紫氣充庭”，尼姑智仙預言：“兒天佛所佑”，“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並命名曰“延羅那”，“言如金剛不可壞也”[2]。這類金剛、羅漢轉世的神話，是君權神授論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佛教對中國封建文化的滲透於此可見一斑。楊堅建立隋朝以後，鑒於北周武帝曾采取抑佛政策，給佛教以沉重打擊，他立即采取了崇佛政策，借以爭取民心和廣大僧俗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另外，隋文帝對佛教的支持和扶植，還含有借統一南北佛教的文化政策以促進軍事上統一全國的行動。同時，楊堅也深諳佛教勸善化民、資助王化的政治功用，他曾對靈藏和尚說：“律師度人為善，弟子禁人為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3]宗教與法律是國家統治必不可少的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