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門閥勢力的衰落，與之相適應的用人製度九品中正製也被科舉製所代替。這使士族壟斷仕途的曆史結束，給人們展現了一個全新的可以經個人奮鬥進取的機遇。尤其在武則天登上政治舞台以後，為了鞏固統治，加強中央集權，在政治上打擊門閥勢力，同時又積極扶植庶族地主參政，通過發展、完善科舉製度，使庶族地主知識分子更多地進入各級政權。由於庶族地主不具有士族地主的特權和地位，他們和農民之間無法建立人身依附關係很強的部曲佃客製，往往采取人身依附關係較弱的租佃佃農製。在這種方式下，農民人身自由增多，對土地的經營具有更多的靈活性和自主權。隨著庶族地主勢力的擴大，租佃製也有相應的發展。這些變化給社會各階層帶來勃勃生機，庶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因登上政治舞台的道路拓寬而感到歡欣鼓舞，激發了他們銳意進取、奮發向上的豪情壯誌。農民則因人身依附關係的鬆動和在租佃製下獲得的更多自由而對社會、對生產、對生活都表現出空前的熱情和主動性。這使唐人的精神麵貌煥然一新，充滿了生氣，[63]並主要從知識分子身上表現出來。
唐代知識分子銳意進取、奮發向上的精神，在政治上表現為普遍地希望報效國家，建功立業，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和行動。這從初唐四傑已開其端。初唐四傑王勃、盧照鄰、楊炯、駱賓王的詩文中，已經在歎息人生，縱覽古今，渴望建功立業了。繼四傑之後的陳子昂更不願以文人自限，常常傾吐“感時思報國，達兼濟天下”的遠大抱負，屢次上書論政，希望在參政行動上有所建樹。他作《感遇》詩38首，鮮明地抨擊社會的黑暗，觀萬物之變化，歎歲月之流逝，傷繁華之不能永存，複悲歎於懷才之不遇。進入盛唐後，知識分子積極進取的精神更得到了充分的表露，如高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為己任”[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