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時期的中國封建社會處於繼續上升發展的階段，隋及唐前期的統治者對自己的文治武功及大一統的事業充滿了信心，因而采取了比較開明的文化政策；到唐後期及五代十國時期，雖然國勢衰微，但開明、寬鬆的文化政策並未曾遽然而止。反而隨大一統專製政權的衰落，其本身所固有的對文化進行強力幹預的能力有所削弱，文化生動活潑的多元整合局麵，得以進一步的擴展和深化。
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由於儒、佛、道並存而沒有形成一學一教的獨尊，人們在思想信仰上擁有相當的自由和回旋餘地，所以當時社會上有的崇儒，有的奉佛，有的入道，或兼通三教，或中途改宗，更有甚者，脫下袈裟，穿上道袍，終又改換儒服，出入三教，遊刃有餘，皆不以為異。甚至在當時的朝野還彌漫著一股對“三教”輕謾的社會風氣。唐懿宗朝，曾有人在剛結束佛、道論對的禦前，拿三教教主尋開心，當局者不僅不以為罪，反而予以重賞。據高彥休《唐闕史》卷下記載：
鹹通歲，優人李可及者……嚐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為戲。可及乃儒服岌巾，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崇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座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何也？”對曰：“《金剛經》雲：‘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為之啟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諭，乃曰：“《道德經》雲：‘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複何患’。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論語》雲：‘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而非婦人，待‘嫁’奚為”。上意極歡，寵賜甚厚。翌日，授環衛之員外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