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學術指順、康兩朝80年的學術。這一時期的學術博大是指人才輩出，學派眾多，開出學術上的一片新天地。
一、理學諸流派
清初的理學，經曆了明清之際的曆史劇變，以及內部的危機，帶著鮮明的時代特征走上曆史舞台，體現為批判改造理學，大體經曆了從融合朱熹和王陽明到尊朱熹的過程。
融合朱熹、王陽明的有孫奇逢、李顒。
孫奇逢（1585—1675年），字啟泰，號鍾元，學者尊其為夏峰先生，河北容城人。主要著作有《四書近指》、《夏峰集》、《理學宗傳》等。他試圖以《周易》所謂元、亨、利、貞循環軌跡對理學史進行總結，謀求儒學發展的新途徑。他說：“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為今日之貞乎？”“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1]以元、亨、利、貞比喻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王陽明，雖有表彰王陽明的色彩，但更重要的是把理學看成一個有機係統，諸家都是這一係統中不可缺少的環節，發揮自己的作用。因此，孫奇逢能超越門戶之見，從理學總體上把握朱、陸、王之間的關係，進而主張合朱、王於一堂。他還認為調和朱、陸、王就必須躬身實踐，不說空話。孫奇逢為北學代表。清初北方學者均受其影響。
李顒（1627—1705年），字中孚，號二曲，學者尊為二曲先生，陝西周至人。著作有《二曲集》、《四書反身錄》。他也調和朱、王，說：“孟氏而後，學術墮於訓詁詞章，故宋儒出而救之以主敬窮理。晦庵之後，又墮於支離葛藤，故陽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當下有得。及其久也易，至於談本體而略工夫，於是東林顧、高諸公及關中馮少墟出，而救之以敬修止善。”[2]李顒反對把王補朱，以及朱子後學補王看作是簡單地向朱學回歸。在他看來，程朱和陸王，猶車的左右輪，不可缺少。學問兩相資則兩相成，兩相辟則兩相病。他在批判理學道德修持主張的基礎上提出“悔過自新”說。強調，古今儒家“倡道救世”，雖各家宗旨不同，大體不出“悔過自新”四字，總是以悔過自新來開啟人為學的門路。他的“悔過自新”不是狹隘的個人修持道德論，而是立足於現實的“倡道救世”學說。李顒還提出“明體適用”說，指出：“窮理致知，反之於內，則識心悟性，實修實證；達之於外，則開物成務，康濟群生”[3]，把為學和經世結合起來。李顒為清初關學代表。他企圖重振關學，但其“明體適用”等思想已非關學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