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的學者不僅批判宋明理學的道德觀，而且重視道德理論的研究，以及道德方麵的建設，並把道德倫理與社會風俗的改善聯係起來，起到了移風易俗的作用。
黃宗羲在倫理道德觀上，對虛假的道德進行批判。他說：“誌道德者不屑於功名，誌功名者不屑於富貴，藉富貴以成功名，其功名為邂逅，藉富貴以談道德，其道德為虛假。”[1]在他看來，虛偽是道德的大敵，誠則是人，偽則是禽獸。黃宗羲還認為，“古人見道親切，將盈天地間一切都化了，更說甚富貴貧賤”，到了後來，“世人但見富貴貧賤之充塞，更轉身不得，以為莫大之事”[2]。最後形成的仁、義、禮、智、信都是虛名。在他看來，任何事物本來都是彼此互通互依、平平常常的，所以“人倫者，日用尋常之事”，一切人倫關係都應是相互的、平等的。他的道德觀具有鮮明的五倫平等色彩。他不僅認為父子之間應當是“無不融合”的倫理關係，而且認為君臣之間應當是“互助”和“師友”的倫理關係。他說：“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3]他還認為，與父子、兄弟、夫婦之倫相比，君臣之倫是後起的，進而批判君主專製的禮法製度是“藏天下於筐篋”的“非法之法”，從而主張以“未嚐為一己而立”的“天下之法”取代之。對以“三綱”為核心的舊道德的批判，顯示出了黃宗羲道德觀的平等精神。
黃宗羲在批判舊道德的同時，還著有《怪說》、《葬製或問》、《破邪論》等無神論之作，對當時的社會陋習展開批評，倡導革新風俗。他說：“治天下者既輕其賦斂矣，而民間之習俗未去，蠱惑不除，奢侈不革，則民仍不可使富也。”[4]當時，在舊道德製度的籠罩下，民間習俗和迷信活動十分盛行，奢侈靡費的社會風氣日長，特別是在婚喪習俗方麵和佛巫蠱惑方麵造成的影響很壞。黃宗羲提出，對於這些習俗和迷信，除采取各種“禁令”措施外，還要對廣大民眾進行科學、文化和思想等教育，提高文化素質，移風易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