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統治者對本朝曆史非常重視，認為“凡一代之興，必垂一代之史”[1]。因此，從順治朝開始，就有計劃地組織人力，把大臣章奏、皇帝諭示分門別類進行編輯，作為纂修國史之用。順治帝曾提出纂修《清太宗實錄》的原則：“毋浮誇以失實，毋偏執以廢公，毋疏忽以致闕遺，毋怠玩以淹歲月。敬成一代之令典，永作萬年之成憲。”[2]康熙帝即位以後，準備纂修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曆史，為此任命了監修總裁官、副總裁官。他還就開國功臣傳主的先後順序作出諭示，認為應當以事績先後定次第，不宜以功績分次第，避免出現子孫列前的現象。雍正帝即位以後，不僅準備纂修三朝國史，而且準備纂修四朝國史。他諭令有關部門行文八旗，將諸王、貝勒、貝子、公以及文武大臣的冊文、誥敕、碑記、功牌、家傳等詳加查核，匯集成冊，作為纂修國史用。雍正帝還任命大學士鄂爾泰為四朝國史、八旗誌書館總裁官。
翰林院
綜上所述可見，清前期統治者對修國史的確是非常重視的。正因為此，清朝建立後，便設立了修史機構。“翰林院……掌院……掌國史筆翰，備左右顧問。……修實錄、史、誌，充提調、總纂、纂修、協修等官……”[3]
不過應當指出，翰林院不單純是修史機構。康熙帝曾說：“翰林職掌，專事纂修。”[4]“國家設立翰林院衙門，原以儲養人才，嫻習文學，以備顧問編纂之用。”[5]由此可知，修史隻是翰林院職掌的一個方麵。原來，在翰林院中，設有國史館機構，專門掌修國史。“國史館總裁，（特簡，無定員。）掌修國史。清文總校一人。（滿洲侍郎內特簡。）提調，滿洲、（內閣侍讀學士或侍讀派充。）蒙古、（內閣蒙古堂或理藩院員司派充。）漢（翰林院侍讀學士以下官派充。）各二人。總纂，滿洲四人，蒙古二人，漢六人。纂修、協修，無定員。（蒙古由理藩院司官充。滿、漢由編、檢充。）校對，滿、蒙、漢俱各八人。（內閣中書充。）”[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