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人生的問題一日不能完全解決，吾人性中有一部分非得宗教不能滿足，則中國絕不能無宗教”[1]。
民國時期，盡管麵臨著科學等新思潮的衝擊，但很多宗教界的有識之士都是懷著上述信念積極地維護本教、發展本教，並積極參與當時的主要社會活動，使民國宗教呈現出明顯的“入世達變”傾向。
佛教人士入世的目的，按他們自己的話講，是“住持現代佛教，建立現代佛學，化導現代社會”。為此他們在行動上努力革新振興佛教：改教製、組團體、辨佛徒、建學校，並熱心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在思想上認真學習、研究西學新學，努力使佛學與當時的主要社會思潮接軌，化解新思潮對佛學的衝擊，減輕其對佛學生存的威脅。他們認識到“除自集團體，自謀增進，自圖發展外，絕無振興整理之希望”[2]。他們呼籲：“不可忽略了時間與空間變遷重要性”，“不可違背了時代曆史”，“不生存便是毀滅”[3]。為說明佛教入世的正確性，佛界人士還撰文反駁佛教是出世的傳統認識。
伊斯蘭教的入世，雖不像佛教那樣反複強調其入世的明確遠大的目標，但也是為了生存發展。伊斯蘭界有“促進回民社會的現代化”之說，並成立了中國伊斯蘭青年會等組織，但伊斯蘭教人士一直特別重視的入世活動是發展伊斯蘭教教育以及“提倡生產”。因為在當時的伊斯蘭教有識之士看來，“救愚救貧”是伊斯蘭教麵臨的兩大重要問題。他們指出多數教徒“雖多能誦古蘭經，然僅能諷誦耳，不知其義也”。這就需要施以正規的伊斯蘭教教育，改正其“爭教不爭國”、“今世是漢人的，後世是穆民的”等錯誤觀念，發揮回民團結、勤勞、勇敢等美德，積極參與社會工作。而提倡生產可以解決教徒生活困難、教會資金不足、教育經費缺乏等問題。他們認為伊斯蘭教應“以發展教育為救愚之根本，而以提倡生產為濟貧之良方”，這樣才能爭取回民利益，提高伊斯蘭教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