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建立以後，佛教由政府統管統護一變而為“信仰自由”、“自主自理”，失去了政府的保護，又外臨軍隊、新派人士甚或各級行政機構的侵奪寺產等一係列的侵害行為，其生存環境已變得艱難。而此時的佛教界，仍是教派林立，相互攻訐。天台、賢首、淨土、禪等傳統八宗總的說來因循舊習，隻圖自保，不思進取。太虛、歐陽漸等佛界有識之士則順應時勢，對有清以來的舊佛教進行大的變革，努力建設現代化的“人間佛教”，其影響也很大，使革新發展成為民國佛教的最大特征。
一、“複古革新”與“納新革新”
民國伊始，直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佛教界有識之士對佛教進行了變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於沒能解決教徒良莠不齊、素質過於低下等問題，導致革新未竟全功。當時革新運動的領袖之一太虛在總結這次革新時曾指出：“內不容於腐化僻化之舊僧，外被牽迫於民眾之輕蔑於僧，於是除少數之高蹈遐舉者，多有反僧而從俗變化其生活者也。有此俗之僧奪與僧之俗變之二端，餘十年來有計劃有組織有紀律之佛法救世運動，乃為之根本摧破”。[21]太虛此言有些偏激，事實上正是佛界的革新具有成效，才使民國的佛教文化脫胎換骨，日趨繁榮。
民國初年，佛教革新開展之前，中國佛教呈現如下狀態。
首先，是清末延續至民國初年的佛教的衰敝不堪。這種衰敝在教理上表現為“講教者唯知有法華楞嚴而已，修持者唯知彌陀一句，話頭一個而已。解陋行淺，於斯為極”。[22]在佛製佛事佛徒上表現為“試經之例停，傳戒之禁馳，漸致釋氏之徒不學無術，安於固陋”，以致世人這樣評價佛徒，“他們隻是贅瘤似的釘在已經鋪了一段鐵道，或是已經垛起一道圍牆的人們身上，教他們再去勞力，勞作了來養他們。他們安分的，吃了睡，睡了吃，像豬似的等待死的來到。不安分的，還要鬧出一些不安分的行為。這個最大的贅瘤便是和尚、尼姑”，“現在的和尚道士……隻是一些公開的騙子、體麵的乞丐、變相的吸血蟲，和阻止時代車輪前進的妨礙者”。[23]這使佛界有識之士一方麵不得不出麵辯解，“社會的人們嗬！你們勿誤認現在住居庵寺觀院的幾千幾萬個光頭——除了少數極少數的真正皈依我佛的和尚外——就是佛教的信徒。現在住在庵寺觀院的光頭，我看他們都不是佛教徒，都不是皈依釋迦牟尼的。你看釋迦所主張的理論他們有實行的嗎？你看現在和尚，終日不是念佛號和念咒語，便是吸煙飲酒。他們所討論不休的題目，有許多是釋迦牟尼所極不願討論的；他們所恬然做去的事，有許多是釋迦牟尼所禁止人做的。所以我大膽說現在的和尚，不是皈依釋迦的，另是方外遊民罷了”；另一方麵也使他們痛切地認識到，再不及時革新、整頓佛教，佛教就要衰亡了。他們經常引用賈誼《過秦論》中的幾句話來提醒全體佛界人士急起革新自身，“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亡秦者，秦也，非天下也”。[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