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由於北洋軍閥等封建勢力的全力維護，封建道德仍很猖獗。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可為其側麵反映。當時到處泛濫的封建禮教道德，核心內容仍然是綱常倫理。
康有為、林琴南等複古派認為，中國國體變了，但立國之孔子之道即綱常倫理不能變。袁世凱一當上總統，就下令尊孔祀孔，確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康有為等人馬上組織孔教會，“請定孔教為國教”，要使“愚者亦皆知國體變而綱常未變”。
康有為等人所宣傳的綱常倫理，本質上完全還是舊的一套，即指忠孝節義、克己複禮和束縛廣大婦女的貞操節烈、三從四德等。
封建禮教的泛濫及其在各方麵的惡劣影響，使陳獨秀等有識之士深感發動一場思想革命的必要性。於是反對封建舊道德的倫理革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他稱之為“倫理的覺悟”，認為這是批判封建傳統、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吾人最後之覺悟”，為避免與前文重複，我們在這裏著重論述新文化人士對封建禮教中忠孝、貞操節烈等舊道德觀念的破除。
一、對“忠”、“孝”倫理的批判與改造
李大釗認為，道德是指便利一個社會存在的習慣風俗。古今社會有別，道德也就不同。因為道德總處在不斷的進化發展中，有些被自然淘汰，有些被人為拋棄。孔子之道並不適合在今天的社會中生存，“綱常名教並不是永久不變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隻是一代哲人，絕不是萬世師表”。今人要過新生活，就必須摧毀舊禮教，建設新道德。陳獨秀明確指出，“忠孝節義，奴隸之道德也”[1]。吳虞、魯迅等人也對封建禮教進行了抨擊，稱其為“吃人的禮教”。吳虞還寫了《家族製度為專製主義之根據論》等文，對封建道德中的“忠”與“孝”進行了剖析，指出它們不僅代表了不平等的封建秩序，而且導致了家長專製和君主獨裁，早已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障礙。魯迅在《狂人日記》、《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等文中也對“忠”、“孝”觀念進行了抨擊，痛斥“一個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犧牲於君”，“一個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犧牲於父”。忠孝這類道德，都是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隻能使壞人增長些虛偽，好人無端的多受些痛苦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