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雲激**的民國社會，對於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已如前述，而文化的發展又反過來給予民國社會以巨大的能動作用。同此前相比，這一時期的文化在擴大其社會影響方麵具有了新的自身條件：從社會認知角度來說，一種前所未有的現代文化意識蔚然興起；就文化的主體而言，新型的知識分子群體較清末時更加壯大；同時文化傳播業也獲得了空前的進步。這三者之間，又彼此緊密相關，呈一種互動態勢。
一、現代文化意識的興起和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活躍
時至民國，人們不僅已明確意識到現代意義上“文化”的存在，文化概念在社會上廣為流通和使用，而且文化問題本身，也已受到社會一般人至少是知識階層的普遍重視和討論，並被視作分析和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一種重要途徑。這樣一種社會性意識，應當說在清末時尚處在萌芽狀態，它的真正形成是進入民國以後，確切而言是五四時期。
辛亥革命以後，麵對“播共和龍種，收專製跳蚤”的黑暗現實，許多中國人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社會的變革不能僅是政治製度的單一變革，即使是這樣一種變革，如果得不到文化變革的支持，也隻能是種豆得瓜、一事無成。民初進步報人黃遠庸還在新文化運動爆發前夕，就曾痛苦地反省道：“向者之徒恃政論或政治運動以為改革國家之道者，無往而非迷妄”，主張應借鑒西方“以文藝複興為中世紀改革之根本”的曆史經驗，對中國作“根本救濟”。其辦法是“從提倡新文學入手”，“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醒”。陳獨秀所謂“倫理的覺悟，乃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梁啟超所謂“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製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醒”，也都是同一種思路的時代表達。海外漢學家林毓生將這一思路概括為“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應當說是符合事實的。正是基於此種思路，一場深刻反思和整體批判傳統文化、呼喚從文化深層進行價值變革的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雖然這一時期，人們對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存在著不適當的誇大，但是從文化的高度來總結中國革命的成敗得失，卻反映了整個社會認知水平的提高。從此，文化逐漸成為人們思考和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一種出發點和思想武器，在變革社會的實踐活動中得以發揮出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