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書麵漢語一直以文言為正宗，使書麵語與口語嚴重脫節。一方麵這種以文言為正宗的書麵語有助於中華民族多民族、多方言的統一國家的維護和中華文明的鞏固；另一方麵隨著時代的發展，文言自身的局限性暴露得越來越突出，特別是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先進科技文明對古老中國文化的衝擊，以文言文為書麵語越來越成為社會變革、文化發展的一大障礙。因此，文言文退出統一書麵語的曆史舞台，用現代書麵漢語取而代之，乃是近代中國漢語語言發展的必然方向。而這個過程，大約經曆了晚清的白話文運動，五四白話文運動和20世紀30年代的大眾語運動這三個時期。現代書麵漢語的形成與中國社會變革的深入發展密切相關。
一、從白話文到大眾語
19世紀末，隨著變法維新運動的興起，出現了要求書麵漢語改革的潮流。站在這個潮流最前麵的是黃遵憲、裘廷梁、陳榮袞等人。他們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討伐文言，而且成績顯著，形成了晚清的白話文運動。清末白話文運動的主要功績是動搖了文言文的正宗地位，為白話文的登台作了相當的輿論準備。但是，那時的白話文運動沒有把廢除文言與反封建結合起來，推崇白話主要還停留在製造輿論上，沒有產生像樣的白話文作品，甚至有不少主張廢文言的文章本身就是用文言寫成。所以，經過後來的五四白話文運動，白話文才開始真正取代文言而成為文壇正宗。這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偉大功績所在。五四時期的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開發民智”，不僅僅是要反對文言這種早已僵化的書麵語形式，而且要反對以文言為表現形式的封建文化內容，提倡科學和民主。
1919年，五四白話文運動開始發軔，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和劉半農等人是這個運動的發起者。1919年1月，留學美國的胡適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了他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由此揭開了新一輪白話文運動的序幕。在這篇文章中，胡適一反傳統觀念，明確提出以白話文學為正宗的主張：“以今世曆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的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胡適在文章中還提出了八條改良原則。對於被正統派視為文學小道的、與現代書麵漢語一脈相承的白話文學推崇備至。繼《芻議》之後，1919年2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上又發表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一文。在文中，陳獨秀舉起了白話文運動的偉大旗幟，並提出了實行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這“三大主義”之中的每一個“主義”都包含著書麵漢語的革新問題。同年，在複胡適的信中，陳獨秀更堅定地表示，“以白話為正宗”勢在必行，沒有討論的餘地。“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的餘地。”著名學者、國學大師章太炎的門人錢玄同也挺身而出，積極支持白話文運動。他在給陳獨秀的信中，不僅絕對讚同胡適的觀點，而且主張“對於迂謬不化之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實不能不以如此嚴厲麵目責之。”1919年5月，劉半農在《新青年》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完全等同胡適、陳獨秀和錢玄同的意見。他認為要“廢文言而用白話”非一日之可成。要“以前此研究文言之功夫研究白話，雖成效之遲速不可期，而吾輩意想中之白話新文學，恐尚非施（耐庵）、曹（雪芹）所能夢見”。他還提出：“於白話一方麵，除竭力發達其固有之優點外，更當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優點，要文言之優點盡為白話所具，則文言必歸於淘汰，而文學之名詞，遂為白話所獨具，固不僅正宗而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