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民主與科學的追求並不始自民國，但對這兩個觀念有較為明確深入的了解，響亮地提出這兩個口號，將其視為西方先進文化的核心和中國文化發展的根本目標，卻是在進入民國以後。換言之，隻有到了民國時期，民主與科學才真正成為了一種彼此有機聯係的社會意識，一種逐漸深入人心的文化價值觀念，一種引導此後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精神。
整個民國時期，人們對民主和科學的追求從來不曾停歇，以此為宗旨的思潮和運動接連不斷。率先舉起這兩麵大旗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陳獨秀等人深情地呼喚國人：“欲擺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後來，他又將民主與科學生動地稱為“德先生”和“賽先生”，明確表示：“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2]，從而將民主與科學的觀念深深地烙在了知識分子的頭腦之中。五四運動以後，追求科學、民主的思潮和運動繼續得到發展。科學方麵，影響較大的有科學派、唯物史觀派反擊玄學派的“科玄論戰”；20世紀30年代初至抗戰以前“科學救國論”指導下的“科學化運動”；同時期左翼人士從事的“新社會科學”運動。民主方麵，則有胡適、羅隆基發動的資產階級“人權運動”；中共領導的人民民主運動；抗戰後期全國範圍內掀起的民主建國運動等。全麵抗戰爆發前夕，左翼文化人還曾發起一場新啟蒙運動，以繼承五四和超越五四自任，再次將民主與科學並提作為啟蒙的目標，顯示出文化思想與運動發展的螺旋式上升。
同晚清相比，民國時期人們對民主與科學的認識進一步深化了，因此對它們的追求也變得更加明確、強烈而執著。新文化運動以前，中國人所理解的民主基本上是一種政治製度或政治理想，此後則明確認識到，它還是貫穿於經濟、社會、文化各個方麵的一種普遍合理、應當遵行的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念。正如李大釗1919年2月在《勞動教育問題》一文中所指出的：“現代生活的種種方麵，都帶有Democracy的顏色，都沿著Democracy的軌轍。政治上有他，經濟上也有他；社會上有他，倫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學上、藝術上，凡在人類生活中占一部位的東西，沒有不受他支配的。簡單一句話，Democracy就是現代唯一的權威，現在的時代就是Democracy的時代”。[3]同年3月，譚平山也說：“今日世界之最大主潮為何？稍有識者，莫不舉‘德謨克拉西’以對矣”。次年又說：“今日時代思想的根本特質，就是民治主義，今日所謂民治主義的根本概念，就是平等自由兩大觀念”。這種認識代表了當時新式知識分子的普遍看法。[4]至於自由平等，人們則認為，其價值核心又在於尊重個性、發展“個人”自主的人格。陳獨秀將“自主的而非奴隸的”觀念置於現代意識之首，主張“個人本位”；胡適撰寫《易卜生主義》一文，倡導“健全的個人主義”，都是基於此種共識。“個人”的發現，乃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東西，也就是最能表現出它區別於此前二千餘年的傳統文化的地方”[5]它對此後中國文化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