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飽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弱小民族和國家裏，民族主義既是一種以反抗外來民族壓迫，爭取本民族獨立、解放和富強為內容的思想原則，也是一種與上述內容緊密相連、息息相關的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它雖不免帶有本民族的狹隘情緒與局限性，但就其本質而言，卻是一種以愛國精神為主流的進步意識。
晚清以來，由於中國民族危機的不斷加深，救亡圖存、振興中華始終是時代的強音，因此，以愛國精神為主流的民族主義也自然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主題。進入民國後，民族危機不僅依然存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更達到頂峰，日本帝國主義亡我之心惡性膨脹，“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更趨高漲。
從“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的五四運動宣言，到“華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張平靜書桌”的“一二·九”救亡示警；從“收回租界”、“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打倒帝國主義”的“五卅”怒吼，到“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的抗戰呐喊，中國人的現代民族意識空前覺醒，愛國主義浪潮澎湃洶湧、激**神州，有力地推動了民族的解放、社會的變革和文化的進步。
同晚清時期相比，此期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愛國主義思想又有了新的發展。一方麵，它繼承了清末革命黨人揚棄忠君愛國觀念的傳統，使“君”與“國”徹底分離成為了一種普遍的社會文化意識；另一方麵，它也不再像清末時那樣還以反對國內的民族壓迫（如“排滿”）為其重要內容，而是更明確地形成並鞏固了以國內各民族平等為基礎的“中華民族”觀念，各族人民同仇敵愾，共同反對外來的民族侵略和壓迫，以挽救和振興“中華民族”，捍衛和發展“中華民國”。同時，中國人還深化了對帝國主義的認識，明確地提出了“反帝”的口號和目標，民族主義水平因此達到了新的高度。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第一階段是表麵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鬥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並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才開始的”[15]。由於有了這種認識上的深化，先進的中國人將反帝同反封建的鬥爭、將民族解放與民族複興的偉大事業更加自覺地結合了起來，從而使民族主義煥發出更為巨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