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晚清一樣，民國文化的中心線索依然是中西文化關係。這一時期，中外交往急劇擴大，西方文化潮水般湧來，各種思潮、學說都得到介紹、傳播、提倡和鼓吹，中西文化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全方位接觸，形成了一種不完全以統治階級意誌為轉移、但卻符合文化發展需要的新的文化開放格局。在中西文化廣泛深入的接觸中，兩者之間既表現出普遍的矛盾衝突，又貫穿著程度不同的會通融合，可謂是會通中有矛盾，衝突裏有融合。這種中西文化既矛盾衝突、又會通融合的過程，也就是中國文化在民國時期變化和發展的過程。但是，如果從其發展全局來看，這種中西文化間的矛盾衝突與會通融合，又有著不同的趨勢。大體說來，前者日益減弱，後者則逐漸加強。[30]因此，就這一時期中西文化的關係而言，兩者間的會通融合無疑代表了時代的主流。
蔡元培像
會通中西文化的主張和努力，在明末的徐光啟等人那裏初見端倪。到了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嚴複和譚嗣同等人的思想實踐中，已有相當明確的顯現。[31]進入民國後，政治體製的變革和西方文化的全方位傳播，為此種會通融合提供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因而這一時期，中西文化的會通融合不僅成為許多知識分子、學者和文化人普遍的思想意識、自覺的文化追求，並且在文化的各個領域裏，也都取得了不少可觀的成果。
文化泰鬥、民國現代教育的奠基人蔡元培先生，就一貫主張對中西文化采取不立門戶，各取所長的態度，以收兼容並包、會通中西之效。20世紀20年代赴美考察期間，他曾先後作過題為《東西文化聯合之趨勢》、《東西文化結合》等演講，專門發揮這方麵的思想。在融會中西的過程中，他特別注意對西方文化的消化吸收。所作《文明的消化》一文，明確指出：“必擇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故“當吸收之始，即參以消化之作用”。他一生的文化學術活動，尤其是教育實踐，始終致力於實現這一目標，強調對中國古代教育和歐美教育“應參酌兼采”[32]。一方麵，大力吸收西方現代的教育政策、內容和方法；另一方麵，也不忽視對傳統教育優長的繼承。他對西方美育的引入和致力於培養人格的傳統德育的並重，就集中體現了這一點。實際上，民國教育在不同時期、不同部門，雖也曾出現過盲目模仿某國或偏執舊法的傾向，但總體說來，卻是在融會中西教育的過程中不斷向前發展著。這與蔡元培等人的清醒努力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