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處理和認識中西文化的關係，也即從文化的角度回答中國向何處去，是近代以來的一個突出問題。1912年中華民國的成立，不僅沒有結束清末以來持續進行的東西之爭、新舊之爭，而且，由於政局動**和新思潮的輸入，這種爭論反而更加頻繁、普遍、深入了。資產階級自由派知識分子繼續大力提倡西方資產階級的新文化，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並與文化複古主義思潮展開了多次論爭，如新文化運動初期圍繞“孔教”的爭論，《新青年》與《東方雜誌》的角逐，1919年下半年後有關新舊“調和”的討論，五四後期東方文化派與西方文化派的辯駁，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本位”與“全盤西化”論之爭等，都具有這種性質。但民國時期的文化論戰與清末中西學之爭又有了質的不同。這主要是指五四運動後中國產生了嶄新的文化生力軍，即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潮。馬克思主義者對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並批評了西方文化派的“全盤西化”論的錯誤傾向，從而使文化論爭具有全新的性質。通過文化論爭，新民主主義文化最終以其科學性、實踐性、革命性，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領域取得了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