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來，中國曆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關係的重大問題，頗受學界關注，相關論著也漸多。一種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此種曆史文化認同，可以概括為“治統”與“道統”：前者“主要指政治統治的繼承性”，即“繼承了炎黃以來的政治統治”，後者“主要指思想傳承的連續性”，即“周公、孔子以來的思想傳統”。19世紀中期以後，由於列強入侵，“中國曆史上的曆史文化認同的優良傳統從而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其主要標誌就是對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新格局的體認。[2]這些重要觀點都給人以啟迪。
不過，這些觀點也仍有可推敲的餘地。應當說，將中國古代民族曆史文化認同，概括為“治統”與“道統”兩方麵，不失卓見，也易於理解；但是，在近代，卻事有不同：隨著清王朝傾覆與中華民國的建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製製度走到了盡頭，中國社會曆史開始了民主共和的新時代，即原有的“治統”，歸於終結。而隨著西學東漸，尤其是五四後科學與民主思潮的勃興，諸子學蔚為大觀，孔子與儒學走下神壇，古代的“道統”，也名實俱亡。若由是以觀，則近代的中國曆史文化認同似乎是削弱了，而非加強了。事實當然不是這樣，但此一看似矛盾的曆史現象顯然值得作進一步探討。
盡管早期儒家學說就強調自身傳承的脈絡，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學也早成統治階級的護符，且最早將“道”與“統”合在一起講“道統”二字的是宋代的朱熹；但是，千百年來眾所公認，“道統”概念畢竟是由唐代的韓愈在《原道》一文中首先提出的。而提出“治統”的概念以與“道統”並列為二，則是韓愈以後的事。韓愈在《原道》中說：“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韓愈揭出“道統”說，除了有為儒學梳理學派統緒和為了排佛，與其“法統”說抗衡外，最重要的還在於為封建君主專製製度（治統）立論，而成其“道統”。故他特別強調：“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3]這裏彰顯的是等級森嚴的君主專製主義的社會倫理學說。這與儒家經典《中庸》所說的堯舜文武之道，在內涵與境界上，顯然不可同日而語。《中庸》有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特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4]是言雖重在頌揚孔子思想之博大精深，但它同時也指明了孔子儒家所繼承光大的堯舜文武之道，追求的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包容天地博大而和諧的境界，這裏並無後世所謂的“治統”、“道統”之分，其內涵也絕非二者所能涵蓋。其後有了以“治統”與“道統”並列，後者的內涵更進一步窄化了。換言之，早年儒家所“祖述”與“憲章”的堯舜文武之道，歸根結底，就是指中國文化的根本傳統，它可以涵蓋後人所說的“治統”及與之相對待的“道統”在內，卻不容等量齊觀。如果我們注意到先秦秦漢之際的儒家十分強調以文化高低辨夷夏的夷夏觀，就不難理解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