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之際，隨著社會的大動**、大分化，思想文化領域也產生了大分化。原在官府保藏的文化典籍《詩經》、《尚書》等開始流傳於民間，原由各級官員所講授的詩、書、禮、樂、射、禦等文化知識與專門化技術，到這時可以由私人講授。孔子是最早開私人講學之風的人之一，由他創立的儒家學派對當時及後世影響最大。儒家學派在哲學、教育學等各方麵都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巨大，這裏僅就儒家的倫理思想作些分析討論。
一、儒家倫理思想的來源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這個政治與社會秩序大變動的時期。他的先祖是宋國的貴族，他出身在一個破落的貴族家庭，而他所生長的魯國則是保存西周以來禮製思想、典籍文物與風俗習慣最多的國家。這便使孔子站在貴族的立場上無限向往西周時期特別是文武周公時代典範的政治思想和禮樂製度。實際上，在孔子的時代，由於時間的關係，夏禮、殷禮的內容已不能完全引證了，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16]然而孔子自知他對夏禮、殷禮、周禮的沿革關係是十分清楚的：“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17]孔子認為殷禮是以夏禮為基礎而有所增損，周禮又是以殷禮為基礎而有所增損。因此將來繼周代而損益的下一代禮製的內容是可以推知的，這樣一步步地沿革變化，甚至百世也是可以預知的。不管夏禮、殷禮與未來新禮情況如何，從孔子思想來看，他最崇拜的還是周代的禮製和文化，他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18]這就是說，周代已借鑒了夏文化與殷文化，因而周文化已達到一個相當高的水平，所以孔子十分感歎地說“吾從周”，這反映了孔子對周文化的向往和仰慕。而孔子心目中最崇拜的典範人物是周公，他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19]而孔子所崇尚的典範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局麵則是西周時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20]在孔子看來，政治秩序、社會環境很好的時候，則“天下有道”。天下有道的標誌是禮樂征伐之命都出自天子，而天下無道的標誌是禮樂征伐之命出自諸侯。而禮樂征伐之命從天子到諸侯，從諸侯又到大夫，從大夫又到陪臣，則社會政治秩序每況愈下，越來越糟，到了“禮崩樂壞”的地步。孔子說的這種情況也正是魯國社會政治形勢的寫照：“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21]這正反映了魯國政權逐步為有實力的下層所奪取的趨勢。魯君失去對政權的控製已有五代了，政權落入大夫之手已有四代了。連掌握魯國政權的三桓——孟孫、叔孫、季孫三家的後代也在衰敗之中。而對這種政治局麵，孔子向往西周時代的政治秩序，崇拜西周時代製禮作樂的典範人物，仰慕“鬱鬱乎文哉”的西周文化，有十分明顯的政治目的。而孔子的倫理思想，也是繼承西周初期的倫理道德觀念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