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日軍從北方**，直逼上海、南京，國內“亡國論”思想一度甚囂塵上。然而僅隔數月，八路軍對日作戰取得平型關大捷，國民黨李宗仁率部在徐州會戰中重創日軍，此時又唱起了“速勝論”的高調，甚至有人斷言很快就能打敗日本侵略者。這兩種論調廣為流傳，影響著抗日大局和人們的情緒。
此時，中共黨內對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還存在著很大的意見分歧。在1937年8月下旬洛川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的戰略方針引發了爭論，未能完全說服與會的多數領導人。11月底，共產國際又派王明等帶著莫斯科的指示精神回到延安。在12月9日至12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直截了當地否定了毛澤東的主張，稱“遊擊戰不能戰勝日本”“沒有統一的國防軍和統一的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這不可避免地使毛澤東的主張受到了更多的質疑和批評。
抗戰的前途究竟在哪裏?一時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大問題。顯然，不澄清人們思想中存在的種種錯誤認識，便不能同仇敵愾，團結一致，共禦外侮，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麵對這種國內形勢，毛澤東深感有必要對抗戰10個月來的經驗進行“總結性解釋”。
為了加強軍事理論研究，毛澤東組織力量開展學習研究工作。恰好這時郭化若從黨校學習結業，毛澤東馬上安排他留延安工作，並為他找了一間寬敞的大房子，說是要給他“一個好的寫作環境”。毛澤東同時告訴他：“你不擔任任何別的事，專注於戰略問題的研究及編輯部事務，務把軍事理論問題弄出個頭緒來。”
除了督促郭化若著手進行理論性研究工作外，為了集思廣益、互相啟發，同時也為了督促自己盡快多讀一些軍事理論方麵的書籍，毛澤東相繼組織成立了兩個學習研究組織——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和《戰爭論》研究小組，召集在延安的軍事將領，研究當時國內外的大事和抗日戰爭的重大戰略問題，以研究全局、討論戰爭的戰略為主要形式，以期形成正確的戰略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