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楊家嶺南側山根下，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築物——中央大禮堂。在沒有鋼材、水泥的情況下，這座可容千人的禮堂采用了大跨度拱式結構，用高大的窗戶解決場內采光，氣勢恢宏，別具特色。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裏召開，主席台上麵書有環形標語十二個大字： “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
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標語中使用“毛澤東的旗幟”,實際上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開頭就說得非常清楚：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誌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①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上的報告中曾說：“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所以我對此要發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那還可以，如果隻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了。”七大確定用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毛澤東表示，一定要用個毛澤東思想，他也可以同意，因為黨總要找個代表。他說：毛澤東思想不是一個人的，都是從大家來的，我把它綜合起來，把它概括起來，你們叫毛澤東思想也可以。《解放日報》在慶祝七大勝利閉幕時發表的題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社論，也明確指出： “經過了二十四年三次革命戰爭的考驗，我們黨創造了這個完全適合國情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並找到了它的代表人物毛澤東同誌。”
毛澤東思想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初步形成，在抗日戰爭時期達到成熟並不斷發展。但是，由於受教條主義的幹擾，毛澤東的理論家地位開始並沒有被人們普遍認可，毛澤東思想並沒有立即成為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最早在黨內以擅長軍事、會打仗而著稱，很多人沒有把他看成理論家，甚至有人說“山溝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嘲笑他隻懂《孫子兵法》。延安時期，毛澤東刻苦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並結合中國實際撰寫了《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等一係列著作，實現了重大的理論創新，但在當時的影響還不夠大。1940年2月，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發表，這是標誌著毛澤東思想正式形成的重要著作。但是黨的宣傳部門僅作為一般性的時事教育文件來對待，並沒有特別加以宣傳。1941年5月，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深刻而生動地批評了黨內存在的“言必稱希臘”的教條主義風氣。這篇報告後來成為延安整風的重要學習文件，當初作完這個報告時卻是“毫無影響”②。即使到1942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作了《整頓黨的學風黨風文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改為《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這是發動延安整風的重要標誌，但當時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