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曾經把“任何真正的哲學”比喻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這個比喻精辟地顯示了哲學的人類性與時代性的不可割裂的統一性：哲學作為“文明的活的靈魂”，它總是結晶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則總是凝聚為“文明的活的靈魂”；而哲學作為時代精神之“精華”與文明之“活的靈魂”的統一，則不僅僅是反映和表達自己時代的“時代精神”，而尤為重要的是塑造和引導新的“時代精神”。麵向新千年的馬克思哲學，其根本的使命與價值就是用“文明的活的靈魂”塑造和引導新世紀乃至新千年的時代精神。
一、時代精神的變革與哲學使命的躍遷：兩個“消解”與兩種“歸還”
早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馬克思就對時代的變革與哲學的使命及其相互關係作出過這樣的論述：“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後，曆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被揭穿以後，揭露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曆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於是對天國的批判就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就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就變成對政治的批判。”[2]
馬克思的這段論述，既總結了近代哲學的基本狀況，又提出了現代哲學的曆史任務，這就是兩個“消解”與兩種“歸還”：近代以來的哲學是“消解”人在“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把異化給“神聖形象”的人的本質“歸還”給人；現代哲學的使命則是“消解”人在“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把異化給“非神聖形象”的人的本質“歸還”給人。這兩個“消解”的對象與任務是不同的，因此，這兩種“歸還”的內容與使命也是不同的。
近代以來的西方曆史，從經濟形態上說，是以市場經濟取代自然經濟的過程；從人的存在形態上說，是人從人對人的“依附性”存在轉化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過程；而從文化形態上說，則是從“神學文化”轉化為“哲學—科學文化”的過程。這個曆史過程所構成的時代精神的變革，是哲學使命的曆史性轉換的最重要的生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