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環境決定論，是人與自然關係問題上的片麵的自然主義理論，它的必然結論是曆史宿命論和機械決定論。貫穿《河殤》全部曆史觀基礎的正是這種理論。撰稿者們鼓噪一時吵吵嚷嚷地宣揚的那種悲觀的、宿命的、極端民族虛無主義的“黃色文明”理論，是人與自然關係理論上的一次大倒退。
人與自然關係的實際狀況是變數，它的理論形態也是如此。東方和西方、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對人與自然關係的看法具有明顯的時代和民族特色。東方神秘的“天人合一”觀念對陷入生態困境的西方人正在重新放射出迷人的光輝。但真正對人與自然關係給予科學闡述的，既不是自然主義也不是人本主義，既不是地理環境決定論也不是片麵的“自然改造”論，而是唯物辯證地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它的核心是對人與自然關係的實踐把握。馬克思把自然界納入人的活動範圍來考察，在人與自然關係問題上提供了既不同於舊唯物主義又不同於唯心主義的新的思維方式。
一、理論視角的轉換
人是從自然界中分化出來的。自然界是人生存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來源。人對自然界的依賴如此密切，以致一切崇拜和神化都是從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開始的。最早的宗教是自然拜物教。最早的意識是自然意識，即對周圍自然界牲畜般服從的動物性意識。最早的藝術是對自然的模仿的描述。最早的哲學是自然哲學。最早的哲學家是自然哲學家。可以說，原始宗教、神話、藝術、哲學，就其起源來說都離不開人與自然的關係。
人類雖然是從自然開始自己認識曆程的，但在很長的時期內並沒有找到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也沒有找到從哲學高度觀察人與自然關係的適當角度。
哲學從其童年時代起，一切唯物主義的共同點是承認自然界的客觀實在性，或者說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它們毫不懷疑自然界先於人並在人的意識之外的存在，努力探求自然界的本質或本原，以便從自然本身說明自然。它們就自然界考察自然，以便達到按照世界的本來麵目認識世界。這種觀點有其正確的一麵，特別是對以自然規律為對象的自然科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在評論18世紀上半葉自然科學狀況時說：“當時哲學的最高榮譽就是：它沒有被同時代的自然知識的狹隘狀況引入迷途，它——從斯賓諾莎一直到偉大的法國唯物主義者——堅持從世界本身說明世界，而把細節方麵的證明留給未來的自然科學。”[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