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我與“主體教育”，與人民大道小學，有著很深的淵源和特殊的感情。
1981年，我提出了“學生既是教育的對象又是教育的主體”這一命題（見《江蘇教育》1981年第10期），並由此引發了一場爭論。1991年，我又寫了一篇文章《再論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作用的辯證關係》（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91年第2期），明確提出了“把兒童看作是教育的主體就是一種教育觀念的轉變”等觀點。
門捷列夫說：“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理論，不管它多麽漂亮，都會失去分量，不會為人所承認；沒有以有分量的理論作基礎的實踐一定會遭到失敗。”
從1992年開始，人民大道小學與北京師範大學聯合開展了“少年兒童主體性發展實驗研究”。在裴娣娜教授的指導下，該實驗取得了階段性的豐碩成果。我參加了課題的鑒定會，當時專家們認為它“是一項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科研成果”，“是一項理論工作者與實踐工作者很好結合的典型”，中國教育學會將“主體教育”作為素質教育六大成功模式之一向全國進行推廣。“主體教育”產生的輻射效應，大大推動了我國實施素質教育的進程和步伐；而隨著“主體教育”風靡全國，人民大道小學也成為全國小學教育的一個品牌。
這項跨世紀的教育改革實驗，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學生是教育的主體”這一命題的正確。
2000年，人民大道小學出版了一本《我要成為最佳的我——主體性發展教育實踐研究》，對8年的“主體教育”實驗研究進行了總結，我曾為該書作序。10多年後的今天，他們把這本《主體教育的大道之道》的書稿擺在我麵前，這是對“主體教育”實驗研究深入探索的整理、提煉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