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春節，兩個兒子提議乘飛機赴長沙，然後租車自駕遊湘西，還說自湘西回長沙，須經湘中的雪峰山，那是湘中的最高峰，有時夏天還能見到積雪，值得一遊。我一聽到雪峰山高峰，眼前便閃現了一件在狂風中飄失的紅毛衣，興致盎然，立即回應他倆：“好，好，好，今年春節就遊這條線。”他們問我，為何如此興奮。
原來，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後的次年，1946年夏，我從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畢業，剛和他們的媽媽彭蘭女士[1]結婚不久，兩人乘坐一輛敞篷車從昆明回到八年離亂之後的故鄉武漢，途經雪峰山的最高峰時，突然一陣狂風把她身上披的一件披肩式紅毛衣吹到了半空。由於山勢陡峻，道上尚有積雪，眼看沒有找回紅毛衣的希望，就讓它無影無蹤地不知落向何方。然而它卻一輩子埋在我的心底。
我和她大約是我念西南聯大二三年級時（1943年？），在校旁文林街的一家茶館裏相識的。抗日戰爭期間，從淪陷區遷往後方的學校，校舍都很簡陋，西南聯大，其尤甚者。圖書館小，絕大部分同學把茶館當作自修室。文林街一條街幾乎全是茶館，茶館裏高朋滿座，大多是聯大同學。七八個人共圍一張大圓桌，各自埋頭讀書，有時也閑坐聊天。我和她是武漢同鄉，自然容易相聚一桌。第一次見麵，大約是一個深秋季節，她身穿淺色長旗袍，上身披著一件不帶紐扣的紅毛衣，高髻雲鬢，宛若古仕女圖中的仕女。大概是由於她的那件紅毛衣特別“搶眼”，同桌女同學見她到來，便笑臉相迎：“紅毛衣來了。”“紅毛衣”似乎是女同學給她的昵稱。
我和她相識不久，就知道這位“紅毛衣”原來是聯大女生宿舍的著名詩人。在20世紀40年代的舊社會，女生宿舍對於男同學而言，是神秘的禁區。神秘禁區裏的女詩人，更令男生感到神秘。但茶座畢竟是公開交流的場所，我終於了解到她的一些家庭背景。她父親是前清翰林，母親也出自書香門第，舅舅是秀才。她從小聰穎過人：能詩善對。她九歲時，舅舅出了一句上聯：“圍爐共話三杯酒。”她立即對出下聯：“對局相爭一桌棋。”其才思之敏捷，或可與杜甫七齡詠鳳凰相媲美。在念西南聯大中文係時，她每愛一人獨立空淨之處，閑吟太息。聯大中文係老師大多要求學生在課下寫讀書報告，她不時在讀書報告的末尾附上幾句詩作，請老師斧正，深得聞一多、羅庸、朱自清、浦江清幾位老師的讚賞。羅庸、朱自清常常把她的詩詞抄在黑板上，供大家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