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經常遇到一種令我尷尬的局麵。有人問我：“你近來研究些什麽？”我不知如何回答。有一次，我對提問的某君說：“思考一些哲學問題。”後來，這句回答得到了反饋：“據某君說，張先生近來沒研究什麽，似乎既非中也非西，既非黑格爾也非海德格爾。”我無言以對，心想：“總之，是非驢非馬。”當以後又有人問我同樣的問題時，我怕人家責怪我“回避問題”，就多少有些言不由衷地答複說：“我在研究海德格爾”，或者答複說：“我在研究王陽明”。提問的人聽後似乎覺得我回答得很具體。其實，我近些年雖然的確細讀了海德格爾的一些書和王陽明的書，但哪裏談得上什麽研究海德格爾！研究王陽明！
我由此想到了許多。前幾年第15屆德國哲學大會主席施耐德巴赫教授在開幕詞中說過這麽一段話：現在的德國哲學界以對過去的偉大文獻作注釋、修訂、整理、重版為時尚，對哲學問題的活生生的思考似乎在泯滅；名為哲學家實為曆史學家或語文學家的人都有一種“逃避症”，即逃避以第一人稱講話的危險，他們不敢說“我說”、“我認為”，而是畏縮地稱“他說”、“他認為”。這裏的“他”指的是哲學史上已經過去的偉大哲學家（大意，參閱《德國哲學》叢刊第11輯，第196頁）。
我無權議論德國學界的情況，隻想談談我對我國當前學界的感受。我們的情況比之德國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人為學，向有注疏的傳統，即使是個人的重大創見，也寓於對古人的注疏之中。新中國成立之後，雖不乏大塊文章，但究其實質，亦不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的注疏。改革開放以來，此風漸減，但近些年來，各種形式的整理國故之風又起；即使是那些不屬整理國故之列的研究，其所研究的對象，也大多不是中國的“子曰詩雲”，就是西方的“康德說”、“維特根斯坦說”，總之是“他說”。其中確有很有價值的創見和新意，但這種“我說”仍然是“我說他之所說”，似乎不說他之所說，我就無可說。於是“研究”一詞就變成了研究“他說”之專名：誰要是以研究—思考問題為主，誰就是研究的“非驢非馬”，算不得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