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學人生，經曆了三個時代和兩次大轉折。
第一個時代是新中國成立前的28年。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我28歲，這28年的時間基本上算得是我求學的時代。這個時代裏最值得講述的是1941—1946年在西南聯大念書的那一段。一年級我念的是經濟係。時處抗日戰爭時期，我以為經濟學必然是講的經世濟民之道，便在填寫入學誌願時寫上了經濟係。不料經濟係的一些課程盡是些什麽會計、貨幣、銀行之類，我當時年輕，隻知其一，不知其二，便以為經濟學不過是“生意經”、“太庸俗”，便轉入了社會係。可是社會係有一門課程的內容是老師帶領我們同學去妓院搞調查，令我厭煩，我心想：“這算什麽學術！”正好這一年，我選修了賀麟先生講授的“哲學概論”，賀先生講課，從不念講稿，語言生動活潑，通俗易懂。他以“荷出汙泥而不染”為例講解辯證法，他的哲理分析為我從小就養成的清高思想提供了一點理論上的根據和說明。學了他的“哲學概論”之後，我以為，比起社會學、經濟學來，哲學最能觸及人的靈魂，也更適合我的興趣和性格，於是我又由社會係轉入了哲學係。從此，我在學習和研究的大方向上就終生無悔了。一個人對自己的才智和興趣的“自知之明”，往往是需要經曆一個過程才能達到的。西南聯大自由轉係的教學製度，為我個人的誌願選擇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更為西南聯大培養眾多人才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值得我們借鑒。
旁聽在西南聯大蔚然成風。我在西南聯大學習期間，特別愛聽一些必修課以外的課程，我大約旁聽了五六門，而有的必修課，則隻是敷衍個及格而已。有一天，上課鈴聲正響，我趕著要去上本係一門什麽必修課，途經一個大教室，見窗外站滿了人，便擠上前去探頭望向窗裏，原來是吳宓先生在講“英詩”課，黑板上寫滿了“One（一）”和“Many（多）”，有點像魔術，頓時吸引住了我，足足站了五十分鍾，本係的必修課自然也就放棄了。吳先生的“英詩”課是一個學期，我旁聽了幾乎大半個學期。他講的內容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多離不開一，一離不開多。我以為西南聯大便是一座“多中有一，一中有多”的學府。這是西南聯大自由之風的一個重要標誌。政治思想方麵：進步的，中間的，保守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學術派別和學術觀點方麵：僅以哲學係為例，有信奉程朱理學的馮友蘭，也有信奉陸王心學的賀麟；有信奉大陸理性主義和佛學、玄學的湯用彤，也有維也納學派的洪謙。風格方麵：湯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馮友蘭，博古通今，意在天下；馮文潛，精雕細刻，入木三分；賀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金嶽霖，遊刃數理，逍遙方外。總之，名家薈萃，各有千秋。西南聯大是百花園，學子在這裏可以任意采摘；西南聯大是萬神廟，學子在這裏可以傾心跪拜。我和我的聯大同學們就是在這樣自由的陽光雨露之下沐浴成長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