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科學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但自五四運動至今，卻又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原因很簡單，“五四”以來，中國人民為民主與科學而奮鬥的道路走得太曲折、太緩慢、太沉重了，故雖老調，重彈亦不失為一種促進。
西方的文藝複興“發現了自然和人自己”（黑格爾語），其結果，一是推翻了封建主義和神權的統治，人們不再盲從權威而相信自己的精神；一是科學的迅猛發展，人們不僅尊重自己，而且尊重自然，按照自然的規律，以達到人與自然的統一。這兩個方麵移置到中國來就是五四運動所提的民主與科學。西方一些哲學家把這兩方麵的情況提升到哲學理論的高度，稱之曰“主體性”。所謂“主體性”，說得簡單一點，就是以人為主，以物為客，在這種主客關係中主體具有獨立自主和自由的特性。人有了主體性，就可以不受封建統治者的壓迫（民主），不受自然的奴役（科學）。不過，“主體性”作為一種哲學原則，在文藝複興之初尚未明確建立起來，也許可以說，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humanism）的精神實質就是“主體性”。黑格爾把“主體性”哲學原則的明確建立歸之於笛卡兒，認為他是西方近代哲學的真正創始人。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批先進思想家們所大力引進和宣傳的西方哲學思想就是西方近代的主體性哲學，特別是梁啟超，他曾明確地以笛卡兒、康德為題，公開撰文推薦和讚揚笛卡兒和康德的主客關係式的主體性哲學。人們把19世紀末20世紀初先進思想家們號召向西方學習真理到五四運動民主與科學的口號的提出，包括新文化運動對西方人文主義思想的傳播比喻為中國式的“文藝複興”，不是沒有道理的。隻不過歐洲的文藝複興早已達到了明確建立主體性哲學原則的結果，其所包含的兩個具有現實意義的內涵即反封建的民主製度的奠定和科學的繁榮發達也早已實現了。正如黑格爾所說，從前，歐洲人的“精神發展一直走著蝸步，進而複退，迂回曲折”，文藝複興以後，特別是從宗教改革的時候起，人的精神則“宛如穿上七裏神靴，大步邁進”。與西方相比，我們在所有這些方麵都嫌起步太晚、步伐太慢了。“五四”以後的軍閥混戰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既破壞了民主製度的建立，窒息了科學的發展，也阻礙了人文主義思想和主體性哲學的傳播與發揚。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本來是中國人民沿著“五四”所開辟的道路前進曆史中一次大解放的運動，但很快就不斷受到各種“左”的教條主義的幹擾，我們在各方麵的前進步伐都大大地被推遲了。借用黑格爾的話來說，我們由於“主體性精神”受到壓抑，許多年來我們一直處於“蝸步”前進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