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為什麽對於馬克思而言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差別不僅是兩個前後相繼的社會形式之間的差別，同時也呈現為秩序和價值的差別。人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普遍性的自由的存在物，通過他自身的自我活動形成自身，他的方向是不斷拓展對自然的掌握，不斷拓展普遍性的交往、自主性和意識。人類發展的這個趨勢在每一種社會形態中自我肯定，但是在一般的異化時期，它僅僅抽象地有效，“在自身中”有效，表現為社會進步總體的一個特性。當然，社會進步的抽象和人的類的抽象作為這個趨勢的主體和承擔者並不是空洞的；它們在對象化和客觀化的社會關係係統中，在它們的發展中有客觀的經驗性的關聯。盡管如此，從先前的曆史角度看，它們都是抽象，是“抽象的決定性”，不僅就瑣細的邏輯方麵的意義而言，而且就（黑格爾—馬克思的）哲學的意義而言，這是因為，為了把對象化的綿延的曆史變化等理解為進步，我們不得不忽略關於它們的最本質性的事實，忽略使它們不是單純的死的對象，而是人和社會關係的客觀化的事實，忽略使它們結合在具體的曆史性的個人，即社會生活的終極的真實主體的生活中的事實（連同這個事實的路徑和方式）。隻有通過曆史地和實踐地超越異化，人的本質才能成為“對自身”的具體的規定性，才能成為活的個人和他們的真實共同體的特性。正是這個原因使得共產主義贏得馬克思在道德方麵對它的肯定，共產主義使人作為類的自由發展和作為個人的自由發展在相互作用中同時成為可能，並進而使人的本質的“適當的”實現成為可能。正是這一點使得人類的“史前史”，即“還不是作為既定的（vorausgeseztes）主體的人的現實的（wirkliche）曆史，而隻是人的產生的活動（Erzeugungsakt）、人的發生的曆史”[159]，與人類未來的“真實的”真正的曆史區分開。“史前史”是一個貫穿馬克思一生全部著作的概念，不能把這個概念理解為一個單純的隱喻。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的起源過程並沒有隨著智人作為一個生物學物種的形成，即具備了確定的穩定的鑒別性的生物學—人類學特性而完成。相反，這僅僅是社會性—曆史性的人類起源的起點和基礎，人作為“類存在物”的起源從這裏才剛剛開始。這種社會性的人類起源是一個“史前”的過程，這個過程最終一方麵導致人的物種作為人類、作為整體上相互作用和聯係的個人的真正的自覺的統一體出現[160]，另一方麵導致具體的全麵的多維度的人的個人性的出現，這種個人性真實地呈現在曆史地實現的“類”的這個發展階段中。這兩個方麵是一個統一的過程，隻有通過共產主義革命轉變現存的異化的社會關係係統，才能實現這個過程。“全麵發展的個人——他們的社會關係作為他們自己的共同的（gemeinschaftlich）關係，也是服從於他們自己的共同的控製的——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曆史的產物。要使這種個性成為可能，能力（vermogen）的發展就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麵性，這正是以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為前提的，這種生產才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的普遍異化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係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麵性（Allseitigkeit）。”[161]這種背景中的異化不僅是人的本質展開的否定性的前提（如同“塵世的艱辛”是“拯救”的前提），同時也是人的本質——以一種矛盾的形式——肯定性的形成過程。隻有通過異化的時代和異化的機製，純粹“自然形成的”，局部的和受製約的群體才會解體，一個範圍不斷擴展的人類交往領域才能展開，這個領域最終將實際包括人類總體（世界市場）。這個過程同時表現為把所有這些個人的規定性（關於他們的生活地位等的特性）——這些因素是在較早的發展階段中表現為不變的自然特征（雖然它們本身是社會性的）不可擺脫地附著在他們的人格上——轉變為分離的形式，外在於他們的社會規定性，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活動加以改變。[162]無疑這是一個非個人化、“清空自我”的過程，但是唯有通過這個過程才能為人掌控自身的社會關係和社會規定性創造主觀前提。最後，或許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於，隻有通過異化的過程，對象化的人的需要和能力作為積極的財富才能出現，這是人的解放的客觀前提。馬克思辯證法的偉大和勇敢正是顯示在這個事實中：馬克思把異化在曆史中最“進步”最積極的方麵與異化最明顯（也最令人痛恨）的消極方麵，在道德上最受譴責的方麵，即剝削的無限膨脹直接聯係起來。“即使僅僅考察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隸屬，資本的生產性，首先在於強迫進行剩餘勞動，強迫進行超過直接需要（Bedurftigkeit）的勞動。這種強迫，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以前的生產方式所共有的，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更加有利於生產的方式實行並采用這種強迫的。”[163]“資本的偉大的曆史方麵就是創造這種剩餘勞動，即從單純使用價值的觀點，從單純生存的觀點來看的多餘勞動，而一旦到了那樣的時候，即一方麵，需要發展到這種程度，以致超過必要勞動的剩餘勞動本身成了從個人需要本身產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麵，普遍的勤勞（Arbeitsamkeit），由於世世代代（Geschlechter）所經曆的資本的嚴格紀律，發展成為新的一代（Geschlecht）的普遍財產……資本作為孜孜不倦地追求財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驅使勞動超過自己自然需要（Naturbedurftigkeit）的界限，來為發展豐富的個性創造出物質要素，這種個性無論在生產上和消費上都是全麵的，因而個性的勞動也不再表現為勞動，而表現為活動本身的充分發展……”[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