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動物生活在它的受限製的生活活動框架中，與它的對象處於直接關係之中，而它的對象是生物學地決定的、固定不變的。它的行為受它有能力利用，它能與之發生聯係的環境要素的範圍所限製。對於它來說，隻有少數對象和客觀特性有方向性的意義，可以充當它的心靈活動的對象（就我們可以談論的心靈活動而言，高級物種無疑有心靈活動）。即使那些事關動物的生存的對象，也隻有它們的某一部分特性對於動物是有意義的，這些特性傳遞或“顯示”了生物學方麵的影響。如馬克思所言，動物不僅可以依據其物種的“尺度”和需要把行為施加於環境，也可以在環境中為自己定向，但是僅停留在這種程度上。進而，人的“心靈”中的世界“圖像”（借用簡單反映論的術語）與動物“心靈”中的世界“圖像”的差別不是簡單的細節豐富程度方麵的量的差別：二者的結構不同。動物生活活動具有直接性的特征，也就是說，在動物生活活動中，動機（引發行動的動機）與對象（行動所指向的對象）必然重合。因此，對象永遠不能獨立於實際需要，必須和實際需要融為一體。動物對所感知的環境的體會總是依賴於此時此刻的需要和身體狀態，更嚴格地說，依賴於實際呈現的主客觀狀態總體的特征——它缺乏客觀持續性。那種作為外在於獨立於需要的客觀事物的世界，對動物而言並不存在，同樣，動物自身也不是作為一個獨立於對象的主體而存在，換言之，動物沒有意識。“凡是有某種關係存在的地方，這種關係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麽東西發生‘關係’，而且根本沒有‘關係’。”[92]
如果動機和行為對象直接重合，勞動就不再是作為物質性中介的人類活動。勞動行為不等同於直接滿足某個需要，它不是獲取在環境中已然存在的適合消費的事物，而是以改變這些事物為目標（通常經過眾多中間步驟），因此勞動必然以需要與對象的分離以及主體與客體的分離為前提，並發展這種分離，換言之，勞動預設並發展了意識和自我意識。事實上，具體的人類生產行為得以可能的前提是，目標，即人所欲求的、要生產出來的對象的理想形式，與實際現存的被感受到的對象本身之間的對立和差異。也就是說，隻有當行為被目的，被希望實現的客觀性所引導和控製時，生產行為才能獲得可能性。“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Art und Weise seines Tuns）的，他必須使他的意誌服從這個目的。”[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