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的命運是哲學的對象
生活的意義是什麽？人在許多可能的行為中作出選擇的決定，是自由的嗎？所謂決定的自由，應該怎樣正確地理解？個人對他自己所作的決定，特別是在那些包含著矛盾的情況下，負有什麽責任？任何一個決定，從某種觀點看來，導致我們認為積極的結果，但在同時，從另一種觀點看來，卻導致消極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麽辦？我們有什麽方法可以評價我們的行動的價值？已經有這種方法了嗎？如果已經有這種方法，那麽我們應該怎樣生活，才能使我們的行動得到積極的評價？因此，個人對社會和對周圍世界應該有什麽樣的行為準則？
以上是從許多問題中挑選出來的幾個問題。在某些人看來，這是一堆莫須有的問題，一堆愚蠢的問題，它們在哲學上是沒有任何存在權利的；而在另一些人看來，它們不但是一些根本問題，而且是哲學工作的唯一內容。我們不必大老遠地回到曆史中去尋找這兩種極端態度的代表人物，在現代就有這樣兩種傾向表現著：一方麵是新實證主義，另一方麵是存在主義。在哲學思潮中還有更多這樣的兩極分化，但這次我們是從哲學對象本身這個角度來分別的。這一分化至少使某一部分哲學家抱有一種信念，認為哲學史是一部愚昧史。這樣一種信念對他們自己的學派來說也是不甚光彩的。顯然，得出這種判斷的立場是不受批判的，因為這種立場是自然而然地被認為是正確的。由於這種在哲學家之間散播的對其他哲學思潮也不甚光彩的信念，依據互惠的原則，就有令人得出非建設性結論的危險，即認為大家都是正確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對的。每個哲學家都給自己播下這粒懷疑論的種子，這倒也不錯，雖說我傾向於認為這種要求是過分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