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上來看，現代社會的公共性思想的基礎是自由主義的權利理論，它主張普世主義的權利，以此為基礎確立一般性和抽象性的規範。這種主張規範和權利的公共性是啟蒙運動的產物，是自由主義弘揚的核心價值。18世紀伴隨啟蒙運動的發展，公共性理論由康德賦予其批判性的規範含義，並被政治自由主義尊奉為自由主義的公共性模式。然而，這種規範的公共性理論在19世紀就顯示出其雙重性：一方麵它通過製度化和法律保障對國家機構進行公共批評，彰顯了公共性的批判性與規範性含義，它體現在報刊和公共輿論、議會活動和政黨運動等一係列公共組織所構成的公民社會對國家權力的批評和監督中。這種公共性的批判與規範意義對於現代公民社會的發展必不可少。但如果以當今權利至上的自由主義者的思路來觀察，仍然將公共性的規範意義奉為未受挑戰的普世價值，這顯然不是過於理想，而是對現代價值懷有一種神學式的信仰了。
實際上，這種規範性的公共性理念在誕生之初就引發很多爭議。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尖銳批判，馬克思對資本經濟、階級矛盾、民族國家危機的洞察可謂是對自由主義虛幻的公共性理想的重創。公共性的消極意義開始逐漸上升，在20世紀初自由主義的公共性模式開始衰落。20世紀對自由主義的公共性模式的批判主要從哲學、政治學與社會學的角度展開。
在哲學上，海德格爾通過描述日常生活中自我存在的結構和“常人”來批判公共性。在《存在與時間》前的有關亞裏士多德講稿中，他並沒有把“常人”看作共在的沉淪，而是看作“真實、具體的日常生活中的共在”[46]。海德格爾把亞裏士多德所言的“人是政治的動物”看作人的存在的基本形式，並將與他人共在描述為言說性存在。人們可以看出，海德格爾運用了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尼各馬可倫理學》與《修辭學》中的基本概念，尤其是“言說”（logos）與“德性”（agathos）。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描述了日常生活存在的沉淪史和語言在大眾社會的沉淪。“他者的統治”與“無人統治”都針對庸庸碌碌、平均狀態與平整作用。這裏的他者並非特定的他人，而是社會的異化。“在利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情況下，在運用溝通消息的設施（報紙）的情況下，每一個他者都和其他人一樣。這樣的共在把本己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而各具差別和突出之處的他者則更消失不見了。在這種不觸目而又不能定局的情況中，常人展開了他的真正獨裁。”[47]海德格爾用“公共性”來描述這種異化的社會，在其中人們並不自由，也不能承擔應盡的責任。由此，海德格爾認為，亞裏士多德所言的“人是言說的動物”已經蛻化為閑言、好奇、兩可。語言的沉淪意味著此在喪失了根基，海德格爾把這種沉淪的“在世界中存在”看作非本真和異化的存在，並通過人的“被拋”（geworfenheit），指出人在沉淪的此在中的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