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阿倫特曾經提出過“根本的惡”的觀點：“假如在極權主義的最後階段真的出現了根本的惡（說它根本，是因為從人類可理解的動機來看無法再惡化了），那麽如果沒有它，我們就不可能懂得‘惡’的真正的、徹底的本質是什麽，這也是真的。”[3]我們首先來考察這種“根本的惡”的含義。“根本的惡”原是康德在《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中的概念。康德認為，人的偏好（inclination）會**人作惡，當人沒有遵循道德的絕對律令，而聽從自己的偏好時，這就是人的“根本的惡”。因此，康德認為人性是惡的，采納惡的準則是人的先天傾向，根本之惡纏繞並且根本植根於人性之中。[4]康德對惡的看法同基督教相似。但惡不是由於不服從上帝，而是由於不服從理性的法則。阿倫特幾乎僅僅使用了康德的這一說法，她和康德的意思完全不同。在20世紀60年代研究道德哲學的文章中，她批判了康德的思想的無情，指出康德的絕對律令忽視了人的情感的重要性。
阿倫特所說的“根本的惡”，主要是指極權政治的罪惡不可懲罰，不能原諒，不能被理解。它摧毀了整個社會道德整體的基礎，它使現實與過去產生徹底的決裂，我們再也無法用傳統的道德概念理解20世紀發生的各種事件。整個哲學傳統甚至無法設想這種惡，它也遠遠超過基督教的“十誡”中所描述的惡。在阿倫特看來，
根本的惡與一種製度同時出現，在這種製度中，一切人都同樣變成了多餘的。操縱這個製度的人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樣是多餘的。極權主義的殺人者格外危險，因為他們連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也不關心自己是否生活過，是否出生過。死人工廠和萬人坑的危險在於，今天，隨著人口和無家可歸狀態的增長，如果我們繼續用極權主義的語匯思及我們的世界，那麽大量的民眾就繼續被變成多餘的了。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各種事件處處都在不聲不響地與被用來使人變得多餘的極權主義工具共謀。[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