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廢棄或中止這種具體化路徑的企圖，都不能不意味著曆史唯物主義從根本上的瓦解，意味著當它轉變為“惡劣的教條”時，開始充任先天論形而上學的強製結構——而這正是一條恢複作為外部反思的主觀思想和形式主義的可靠道路。在那種表麵上執科學之名、實則沉溺於無批判的“知性的馬克思主義”那裏，真正作為社會現實的總體難道不正是被完全無內容的主觀思想徹底遮蔽嗎？在這裏被複活起來的難道不正是抽象的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粗陋的唯心主義以及它們的混合物嗎？當曆史唯物主義的那些“基本原理”不是被當作實現其具體化的路徑，而是被當作某種唯因其抽象方始是永恒的原理和範疇時，當這些原理和範疇又被置放在“無人身的理性”的懷抱中時，在這裏出現的，究竟是曆史唯物主義還是它的反麵？由於這種阻斷具體化的情形在很早就已出現，並且一再被指認為曆史唯物主義的真相，所以恩格斯晚年在談到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時不無憤慨地說：如果把一般規律當作現成的公式，用它來裁剪各種曆史事實，那麽它不僅一無可取，而且還直接“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102]。曆史學的理論與實踐當然有理由拒絕這種抽象的、膚淺的、從屬於主觀思想和經院哲學的教條主義，因為它不僅意味著無知、貧乏和時代錯誤，而且還代表著居哲學之名的無責任能力和自我誇大。
這種具體化路徑的貫徹不能不是曆史科學的具體“實行”。沒有這種科學的具體化的實行，所謂具體化的路徑就將是毫無意義的，正像在沒有人跡因而無所謂通達的地方就談不上“道路”一樣。由於在黑格爾那裏，作為現實的總體乃是哲學精神的自我外化以及這種外化的揚棄，所以其具體化的實行就表現為不斷將可經驗的現實的內容流放到腳注中，從而持續地返回到哲學精神本身（如曆史哲學、法哲學等）。與此相反，對於馬克思來說，這種具體化的實行乃是建基於“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即“市民社會”）之上的，因此，就像對市民社會的解剖要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一樣，對於曆史事實、事變、人物等的理解就必得經由這一社會現實的總體而具體地開展為一門曆史科學。這意味著：作為曆史科學方法論的曆史唯物主義內在地包含著這樣一種具體化的實行——它必須或者通達或者成為曆史學的實踐本身。這些方法論上的綱要——特別是其具體化的路徑與實行——突出地體現在馬克思的下述說法中：例如，要從社會現實的方麵來理解何以權威原理出現在11世紀，而個人主義原理出現在18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一下：11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18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他們各自的需要、他們的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樣的；最後，由這一切生存條件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