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旨是：將曆史唯物主義作為曆史科學的方法論來加以闡述，並通過這種闡述來指證曆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對於當今史學研究的重大意義。由於這一主題本身的性質，所以雖說整個探討是以方法論為核心的，但它仍須在一方麵涉及方法論的存在論（ontology）基礎，在另一方麵通達於曆史學的理論與實踐。因此，我們的討論將既是哲學—方法論的，又特別重要地包含著哲學與史學（特別是史學理論）的積極對話。
這種對話的本質重要性就在於：正像當今一切執科學之名的曆史學不能不深思其方法論的前提（或預設）一樣，任何已為真正的曆史原則所貫徹的哲學不能不通過曆史學的實踐來考驗其方法論，並通過與史學的持續對話使其特有的哲學—方法論意義充分顯示出來。然而，長期以來，一方麵由於哲學與史學的疏離隔絕，另一方麵由於現代形而上學特別地強化和鞏固實證主義（或自然主義）的意識形態，所以曆史唯物主義作為曆史科學方法論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蔽而不明的。它或者被當作形而上學的“強製結構”（固定模式、先驗框架），或者又被看作是完全無批判的實證主義——而這彼此相通的兩極似乎就被調停於“經濟決定論”這種粗陋的唯物主義之中。如果說，明智的和深思熟慮的曆史學確實有理由拒絕接受這種粗陋觀點的話，那麽我們要說的是：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離開形而上學的強製結構就像離開無批判的實證主義一樣遙遠——它既不是二者之一，也不是二者在任何一種形式上的“混合”。不過在這裏立即就提示出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即真正深入地闡明作為曆史科學方法論的曆史唯物主義。
在這樣的特殊語境下，我們把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特征突出地概括為以下三個基本方麵：（1）社會現實的發現；（2）總體性的觀點；（3）具體化的路徑與實行。如果說，在後麵的全部討論中我們將更多地從黑格爾哲學開始，那麽這僅僅是因為：第一，這三個方麵之初始的——同時也是顛倒的——形式首先較為完整地出現在黑格爾哲學中；第二，這三個方麵的方法論特征最初——並且始終——是在與主觀思想的對立中顯示自身的，而黑格爾思辨唯心主義最有特色之處正是它對主觀思想的全麵批判；第三，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最為切近地聯係著黑格爾哲學，它在一切確立自身的肯定方麵都表現為與黑格爾哲學的批判的脫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