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馬克思哲學之當代性的闡明，或對其當代意義的揭示，已經必不可免地要求在哲學上予以極大地深化了。此種必要性，不僅由於如德裏達揚言，“沒有馬克思的遺產，也就沒有將來”[19]，而且由於馬克思的思想形象幾乎完全被湮沒在汪洋大海般的近代性解釋之中。即使是20世紀最重要的有關理論家和思想家——如普列漢諾夫和盧卡奇等，如薩特和海德格爾等，雖然對馬克思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但仍然不是在消除而是在強化馬克思哲學的近代性解釋，並使之凝固為某種硬化的形象。然而，這樣的形象是有根據的嗎？《晚期海德格爾論馬克思》[20]一文尤其加重了這個問題的分量——一則由於海德格爾對馬克思作為一個形而上學家的基本評論，一則由於海德格爾揭示主題本身的方式與深度。對於我們來說，正是在這裏，綻露出揭示馬克思哲學之當代意義的必要性，以及經由一個批判性的對話使得此種揭示在哲學上進一步深化的必要性。因為這裏要關涉到的，即是哲學存在論（ontology）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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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海德格爾論馬克思》所作評論之實質是什麽呢？它可以被概括為以下三點：第一，馬克思仍然是一個形而上學家；全部馬克思主義以之作為依據的命題——“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乃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命題”。第二，伴隨著上述命題的，就像費爾巴哈一樣（或者如若我們聯係著海德格爾別處的議論，那麽，也許就像尼采一樣），乃是實施了對黑格爾哲學的“倒轉”。因此之故，馬克思哲學以之作為特征的“生產性”——社會之社會性生產（gsellshaftliche Produktion der Gesellshaft）與人作為社會存在體（soziales Wesen）的自身生產，就正是“當今之思想”，易言之，就是我們時代之意識形態。第三，由於馬克思如費爾巴哈或尼采一般對黑格爾所實現的倒轉，所以他便置身於形而上學之最遙遠的對立麵中；並因而從“向著存在而思”的角度來看，“馬克思達到了虛無主義的極致”[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