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曼海姆曾作這樣的概括：“馬克思主義和生命主義的實在概念都來源於同一種對理性主義的浪漫主義反抗。”“盡管一些曆史學家一直企圖用浪漫主義、反理性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批判現代派以至文學現代派等術語來描述這一感情的種種表現。”[1]馬克思主義是否是一種浪漫主義，可不置論，但他強調其時歐洲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存在著馬克思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反省現代性兩種取向，卻是正確的。20世紀初，國人對於歐洲現代思潮變動的這兩個取向，都各有評介與吸納。長期以來，學術界關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東漸，研究成果豐碩；但是，對於反省現代性思潮在中國的反響，卻付之闕如。事實上忽略了這一點，我們對於包括新文化運動在內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文化思潮變動的理解與把握，就不可能是準確的。
西方反省現代性思潮所以能在中國產生相當的影響，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應乎國人渴望變革、爭取解放的社會心理。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西方盡管存在著時代的落差，但彼此都麵臨著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大變革的時代。柏格森、倭鏗的生命哲學是反省西方文化的產物，它倡導行動、奮進的人生，在大戰前後人心思變的歐洲，自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年輕一代知識分子趨之若鶩。“以‘解放者’著稱的柏格森，變成了‘使西方思想擺脫19世紀科學宗教’的救世主”。“柏格森借助消除‘決定論者的噩夢’而‘解除了整個一代人的痛苦”。[2]此一學說批判現代性的價值取向，也應乎當時中國社會渴望變革、爭取解放的普遍社會心理。故章士釗說，達爾文講“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所謂“擇”與“適”，“全為四圍境遇所束縛，不能自主”；柏格森則不然，強調吾人自有活力，自由創造，無所謂天擇，使人相信“前途實有無窮發展的境地，而一切歸本於活動”。這顯然有助於打破國人的“惰性力”，催其奮起。[3]張君勱後來也回憶說，當年自己所以欣然接受柏氏哲學，不是為了步其後塵，去批判黑格爾哲學，而是因為柏氏主張自由、行動、變化，“令人有前進之勇氣，有不斷之努力”，“正合於當時坐言不如起行，惟有努力奮鬥自能開出新局麵之心理”。“在主張奮鬥者之聞此言，有不為之歡欣鼓舞不止者乎？”[4]如果我們注意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早期都借用了柏格森的理論，以激勵青年自主進取、自覺奮鬥；那麽，我們便不應懷疑其言之真誠。這說明，時人反省現代性與新文化運動之緣起，實應乎共同的社會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