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愷的觀點認為，“反現代化”（“反省現代性”）與“現代化”（“現代性”）一樣，“也是一個空前的‘現代’現象”。因為二者都植根於啟蒙運動，“就他們關於人類價值或對社會事實的解釋而言，他們和啟蒙思潮始終維持著一個共同基底，認為全體人類在任何時代其終極目標——在實際上——是一致的”[1]。哈貝馬斯也指出：“黑格爾發現，主體性乃現代的原則。根據這個原則，黑格爾同時闡明了現代世界的優越性及危機之所在，即這是一個進步與異化精神共存的世界。因此，有關現代的最初探討，即已包含著對現代性的批判。”[2]這即是說，反省現代性與現代性並生互動，都是在現代社會同一層麵上運作的兩大現代思潮。據此可知，杜亞泉、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等，這些原是堅定的現代性倡導者，轉而皈依反省現代性，並不意味著他們離開了現代社會的“基底”或“原則”，即科學與民主。梁啟超說，“自由平等兩大主義，總算得近代思潮總綱領了”；[3]梁漱溟也強調，科學與民主“這兩種精神完全是對的，隻能為無批評無條件的承認”，“怎樣引進這兩種精神實在是當今所急的；否則，我們將永此不配談人格，我們將永此不配談學術”。[4]反省現代性的本意在消解現代性的弊端，而非為倒髒水連盆中的孩子也倒掉了。
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探討了梁啟超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肯定他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員健將。[5]實際上，國人反省現代性同時即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1923年，梁漱溟曾在北京大學作題為《答胡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演講，其中對胡適、陳獨秀將自己及張君勱斥為新文化運動的反對派、障礙物，作了回應，心胸開闊，意味深長。他說：“照這樣說來，然則我是他們的障礙物了！我是障礙他們思想革新運動的了！這我如何當得起？這豈是我願意的？這令我很難過。我不覺得我反對他們的運動！”“我們都是一夥子！……我總覺得你們所作的都對，都是好極的，你們在努力，我來吆喝助聲鼓勵你們！因為，你們要領導著大家走的路難道不是我願領大家走的麽？我們意思原來是差不多的。這是我們同的一麵。”“我們的確是根本不同。我知道我有我的精神，你們有你們的價值。然而凡成為一派思想的，均有其特殊麵目，特殊精神……各人抱各自那一點去發揮，其對於社會的盡力，在最後的成功上還是相同的——正是相需的。我並不要打倒陳仲甫、胡適之而後我才得成功；陳仲甫、胡適之的成功便也是我的成功。所以就不同一麵去說，我們還是不相為礙的，而是朋友。”[6]梁漱溟公開說自己與陳、胡的“思想革新運動”目標完全一致，同時也不否定作為“一派思想”，別具個性；但是，他最終仍強調，殊途同歸，相輔相成。他的回應是誠懇的，也是合乎實際的。應當說，梁等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但因站立在了反省現代性的思想基點上，其對中西文化的審視，便具備了不同於陳、胡主流派的視野，從而凸顯了個性。這主要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