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文化人類學家雷蒙·威廉斯說：“文化觀念的曆史是我們在思想和感覺上對我們共同生活的環境的變遷所作出的反應的記錄。”“是針對我們共同生活的環境中一個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變而產生的一種普遍反應。其基本成分是努力進行總體的性質評估。”“文化觀念的形成是一種慢慢地獲得重新控製的過程。”[1]歐戰前後，國人反省現代性的集中表現，即在於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觀念”：以“精神文明”“物質文明”重新判分中西文化，並在此基礎上，揭出了建立“合理的人生”的文化訴求。這是國人對西方現代思潮變動作出反應和“努力進行總體的性質評詁”的產物。
自戊戌維新以降，追求西學、批判中學漸成潮流，至新文化運動而登峰造極；與此相應，以“舊文化”與“新文化”、“古代的文明”與“近世的文明”，即從進化論的角度，判分中西文化為後進與先進的文化，也浸成固然。但是，歐戰後，以“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判分中西文化，以為優劣長短互見，卻異軍突起，變得十分流行。[2]早在1913年錢智修即指出：“近年以來歐美各國，鹹感物質文明之流梏，而亟思救正。”[3]梁啟超的《歐遊心影錄》更徑稱，歐人正“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4]將“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並提對舉，張君勱講得最完整：“自孔孟以至宋明之理學家，側重內心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三百年來之歐洲，側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結果為物質文明”。[5]迨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風行天下，此種判分更成了新潮。胡適對此十分反感，斥之為“今日最沒有根據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強調它隆中抑西，典型地反映了“東方民族的誇大狂”和舊勢力的猖獗。[6]瞿秋白也以為，這是歐戰“重新引動了中國人的傲慢心”。[7]長期以來，學界許多論者也往往據此認定梁啟超諸人的思想，從主張學習西方向固守傳統後退。但是，實際上，這是失之簡單化的一種誤讀。除了像釋太虛這樣極個別者外，[8]時人所謂西方文明為物質文明，乃特指西方近代文明；同時並不否定西方有自己的精神文明，隻是強調近代西方文明趨重物質，失之一偏。例如，杜亞泉說：19世紀後半期，西方“物質科學日益昌明”，唯物論遂代唯心論而興，“物質主義之潮流，乃彌漫於全歐，而浸潤於世界矣”。[9]陳嘉異也說：“迄於十九世紀末之歐洲，自然科學日興，唯物論日盛，遂成為過重物質文明之時代。”[10]不過，從總體看，張君勱表述得最清楚。他指出：世界上既沒有不衣不食不住的民族，則其文化自然不能少了物質的成分；反之亦然，誰無宗教、美術、學問？故既稱文化就不可能沒有精神的成分。但是，盡管如此，就其成分之多少，則有畸輕畸重之分。“吾人所以名西洋三百年來之文明為物質文明者，其故有四”：思想上相信機械主義，並以此解釋人生；“學術上多有形製作”；“全國之心思才力盡集於工商”；“國家以拓地致富為惟一政策”，[11]不惜以軍事為後盾。足見，時人目西方文明為物質文明，並非簡單貶抑西方文化，雖意含譏諷，卻體現了反省的理念，而與傳統的抵拒西學，不可同日而語。如上所述，魯迅的《文化偏至論》就認為歐洲19世紀的文化趨重於物質文明，有失“偽與偏”；新文化運動年輕的主將羅家倫，一度也批評西方社會受物質文明的支配過了度，結果引發了這場歐戰，都同樣說明了這一點：“物質本來是供人生利用的，但是十九世紀的時候，（西方）物質的科學極端的發達，而政治社會的科學的發展反不及他；於是人生受物質文明的支配過了度，幾乎變成機械一般。這次大戰，也未始不是極端物質文明的結果。”[12]與此相應，時人目東方文明為精神文明，也並非簡單固守傳統文化，雖意存自得，卻體現了反省後的自信，而與傳統的虛驕，同樣不可等量齊觀。所以，梁漱溟對胡適所謂“妖言”的指斥，不以為然。他曾不止一次這樣說：人們總喜歡說，西洋文明是物質文明，東方文明是精神文明。“這種話自然很淺薄”，因為西洋人在精神生活及社會生活方麵所成就的很大，絕不止是物質文明而已，而東方人的精神生活也不見得就都好，也確有不及西洋人的地方。“然則卻也沒有辦法否定大家的意思。因為假使東方文化有成就，其所成就的還是在精神方麵，所以大家的觀察也未嚐不對”。[13]所謂“沒有辦法否定大家的意見”，“大家的觀察也未嚐不對”，歸根結底，是強調時人此一文化觀念的形成，終究是反映了變化了的東西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