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對於19世紀末以來歐洲現代思潮變動的感悟，其最初見諸雜誌者，據筆者所知，當是魯迅的《文化偏至論》。是文作於1907年，次年發表在《河南》第7期，署名“迅行”。文章指出：19世紀的歐洲文化，科學發達，物質昌盛，但卻失之一偏，獨尊科學，崇信“物質萬能”，而貶抑了精神與情誌。尼采諸人深思遐矚，首揭其“偽與偏”，預示著20世紀的文化與19世紀之文化異趣，即“非物質”而“重個人”：“精神生活之光耀，將愈興起而發揚”，“出客觀夢幻之世界，而主觀與自覺之生活，將由是而益張”。“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個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1]魯迅目光銳利，他顯然已相當深刻地體察到了歐洲自19世紀末以來非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及其現代思潮的變動。不過，是文沒有注意到以柏格森、倭鏗為代表，正風靡歐洲的生命哲學的崛起。同時，由於《河南》是留日學生的刊物，難以進入其時的中國內地，故就傳播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而言，此文的實際影響當是十分有限的。
20世紀初，在中國本土最早報導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尤其是反省現代性思潮興起的刊物，還當屬著名的《東方雜誌》。該雜誌的《本誌的二十周年紀念》強調說：20年間本雜誌於新時代思想的介紹從未落後，“如各派的社會主義，本誌在十餘年前，即已有係統的譯述；柏格森和歐根的哲學，也由本誌最先翻譯”。[2]此非虛言。早在歐戰之前，即1913年，該刊就集中發表了杜亞泉、章錫琛、錢智修諸人著譯的多篇文章，向國人頗為具體地初步報道了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
是年2月，《東方雜誌》第9卷第8號首載章錫琛譯自日本《萬朝報》的文章：《新唯心論》。文章指出：歐洲自法國大革命之後，思潮變動，科學藉煤鐵工業而大昌，哲學上唯物論也取唯心論而代之。緣是，“科學的人生觀即唯物的人生觀”盛行，“一切歸因果律”，“人之及我，始終為物質”。雖科學進步，生產發展，但物欲橫流，競爭日烈，信仰盡棄，人生日危。“我欲與過去之往古，表厥同情，既非所能；而現實生活，又足以使我絕望”，無怪乎歐洲自殺者日多，且不即於死，也不得不墮落。“嗚呼，末世紀之悲慘，固若是哉”！所謂“唯物論”、“唯心論”，實為“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代名詞。同時，文章也報道了歐洲生命哲學興起的消息：“歐坎、俾爾先生，皆創新唯心論”，以與唯物論相頡頏，此乃“新時代之精神也”。是文雖屬譯作，但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它不僅提供了歐洲現代思潮變動的信息，而且指出了柏格森、倭鏗的生命哲學是新思潮的代表。這是民初有助於時人了解歐洲反省現代性信息的第一篇公開的文字。其二，本文作者還抨擊了日本仿效“歐洲唯物論”所帶來的危害，強調本文的目的是為了“反抗舊時代以迫出新時代”，即“我欲以新唯心論之人生觀為基礎，而創造新日本”。這對於國人顯然有重要的啟發意義。7月，本刊第10卷第1號複載有錢智修的《現今兩大哲學家學說概略》一文，對柏格森、倭鏗的學說作了粗略介紹。同期杜亞泉的長文《精神救國論》（分3期連載），尤其值得重視。這不在於它對歐洲現代思潮變動的論述更加具體，而在於如其文章題目所示，杜亞泉業已尖銳地直接提出反對“物質救國”論，而主張反省現代性了。他說，“新唯心論者，即喚起吾儕精神之福音也”。“吾國人誠能推闡新唯心論之妙義，實行新唯心論之訓示，則物質競爭之流毒，當可漸次掃除，文明進化之社會，亦將從此出現矣。”[3]此外，杜亞泉的《現代文明之弱點》、《論社會變動之趨勢與吾人處世之方針》諸文，都在反複提醒人們關注“今日歐美社會內文明病之流行”。[4]杜亞泉曾是公認的西方文化的熱心倡導者，但以此為轉折點，卻成為了批評西方文化、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了。